作者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杨海文鲁冲摄影
编辑
秦珍子
虎哥车队的包容性一望便知。在这里,上百万元的路虎、宝马要和“快散架”的金杯、五菱之光一同上路,车牌从广东一直延续到黑龙江。
有时候在高速路上,那辆安徽牌照的五菱之光甚至要充当头车——它实在太慢了,大家宁愿跟在它后面,也不想动不动就要停下来等着。
这样的车队行驶在路上,很难被人们忽视。它的辨识度不仅来自“混搭”气质,也来自车身上的醒目装饰:每辆车的车头上都贴着队徽——一个怒吼的虎头,红底白字的口号帖纸布满车身。
这些口号记录了车队的行进轨迹:虎哥车队奔赴疫区武汉、虎哥车队驰援绥芬河、虎哥车队支援吉林舒兰……最新的一张上印着:虎哥车队奔赴北京。
2月18日从广东东莞出发时,车队只有4个人,那时虎哥的预期是“最长两个月就能结束”。回家的愿望从未消失,但不断加入的队员推着他往下走,车队追着疫情一路向北,再向南。
车队最多时有多人,一路上有人加入,也有人离开,留下的30多人成为虎哥口中的“精英”。
出发前,他特意买了辆7座车,“能装货”。现在,这辆新车的里程表数字,已经从0公里跳到了公里。
出任务时,他们会穿上统一的队服——最新式的迷彩服,只不过帽徽换成虎头队徽,胸牌换成了“虎哥车队”。
这支临时组建的队,希望“正规”起来,至少要看起来如此,却又难以褪去草根,甚至草莽的底色。他们背景迥异,有富二代、留学生,也有农民、焊工、老伐木工,以及无业游民。平日里,这些人在一起搬运物资或者喷洒消毒液,以兄弟相称。
加入车队,除了“抗疫”这个共同目标,每个人也有不同的处境,以及难言的理由。在这趟超过4个月的抗疫之旅中,不管是失意者、失败者,还是迷茫者,他们都逐渐找回了各自存在的意义。
虎哥
虎哥是一个在东莞生活20多年的绥芬河人。他当过兵,退役后转业到了家乡的公安局,“刑警队、看守所都干过”。
他“膀大腰圆”,1.8米多的个头,体重接近斤,走路时双臂微微张开。他有一张国字脸,光溜的额头上方是能看到头皮的板寸。他皮肤偏白,左手虎口和右臂上的虎头文身格外显眼。
虎哥本名张凯,但车队里没人这么称呼他,连“凯哥”都没有。队员们更习惯叫他“大哥”“老大”,有时年轻队员会叫他“老张头”,即便他只有50岁,并且看起来比实际年龄年轻。
让一群互不相识的男人拜服,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虎哥把自己的威信归功于“酒量压制”,“这帮小子都服我,喝酒团灭他们”。
他坚信喝酒有助抵御新冠病毒,所以允许队员只要不开车,可以“随便整”。只是就连队里最嗜酒的队员,平日里都要躲着他偷偷喝。所有人都清楚,如果被虎哥瞅见,陪他喝酒会是件极其可怕的事。
“他连吹两瓶牛栏山,然后又干了十瓶啤酒棒子。”一名队员对虎哥在某次聚餐时的表现印象深刻。
队员们对他的佩服,还来自于他的“生性(东北方言形容硬汉——记者注)”。从东莞到达武汉后,他直接把车开到了工作地点,和另外3名队友一起,4个小时卸了60吨物资。
消杀是车队最主要的工作,有时要医院喷消毒液。每次到达新的污染场所,虎哥总是第一个进入。有一次,因为作业环境闷热,消毒水味道太浓烈,别的团队“进去5分钟就被抬了出来”,他在里面待了一个小时。他向队友吹嘘,自己“光着腚进去都没事”。最长的一次作业,他连续3天没回酒店,累了就在硬纸壳上睡一会儿。
有时候,坏脾气也成了他“生性”的一部分。几乎每个队员都被虎哥“嗷嗷”地骂过,但从没一个人因为挨骂离开团队,或者跟他“急眼”。
“要把这帮兄弟放回社会上,每个人都有脾气。但是在我这个团队里,是龙是虎,都得给我卧着。”虎哥瞪大眼睛说,结尾加重了语气。
事实上,从东莞出发时,抗疫还是虎哥一个人的事。那是2月中旬,他在开车回家的路上听到一则广播新闻:原本报名支援武汉的2万个志愿者司机,出发时只剩下0人。
“怂包!”他骂了一句,“没人去我去。”
23年前,还是“张警官”的虎哥到广东出差,认识了当时还在上大学的妻子。他不顾家人朋友的反对,辞去已经做了7年的警察工作,搬到东莞定居。
这次选择也造就了他“这辈子最大的遗憾”——他放弃的,是自己最热爱的工作。
“总觉得有些事还没做完,这趟出来也算是还自己一个心愿吧。”在北京新发地市场附近的一间酒店里,他谈起往事,声音低沉。
虽然已经过去20多年,但很多队员都承认,虎哥有一双警察的眼睛,心思也缜密,“粗中有细”。
队员们很好奇,自己的小情绪刚刚发芽,就会被虎哥拉着谈心。如果有人头发长了,虎哥就会提着推子走过来。有时,这也会成为男人间的玩笑——他最新的作品,是一名年轻队员的“福娃头”。
在牡丹江时,队员“老兵”的手机卡到不能接收信息。一天晚上,虎哥忽然召集队员出去聚餐,席间虎哥拿出一部新手机,送给老兵,告诉他这是“生日礼物”。
那天的确是老兵的生日,但他没告诉过任何人,甚至连他自己都忘了这个大日子。
车队在牡丹江医院,他们每天与医生护士一起工作,住同一家酒店。有南方过来支援的年轻护士压力太大,情绪崩溃,虎哥成为她们“最受欢迎的哭诉对象”。南方姑娘吃不惯东北菜,虎哥给她们开小灶,每天都做不重样的南方菜。
在舒兰,一位队员犯了痛风,不能吃政府提供的盒饭。疫区正常营业的餐馆并不多,但虎哥还是给这位队员买回了能吃的餐食。
在队员面前,虎哥总是精力充沛、风风火火。他有时和兄弟们亲密无间,有时也会释放气场,与队员保持一种微妙的距离感。
队员们很难见到“生性”的虎哥在“门后”的一面。他很少有私人空间,房间里堆满物资,过来谈事的队员进进出出,手机一天到晚响个不停。
只有关上房门后,他才会露出自己的疲态。有次他在淋浴间洗衣服,洗到一半竟坐在地上睡着。他是个糖尿病患者,每隔一周,要在自己微微隆起的肚腩上扎上一针胰岛素。这段时间,用药周期缩短到了3天。
事实上,他已经很久没有跟“这么杂的人”相处过。定居东莞后,虎哥成了生意人,经营一家汽车租赁公司。
公司的客户都来自当地的外企,因为疫情,绝大多数工厂都在停产。“在家除了喝大酒,扯会儿皮,什么都干不了。不如出来帮人,也算是帮自己。”
“虎哥车队”在3年前成立,“都是几百万元的房车”,平时他会带着一群老板出去“游山玩水”。
这次出来,他没有带上任何一个车队的朋友。他知道抗疫不是“玩”,那些老板们干不了,也干不起。
他相信现在这帮“干活儿像驴”的“过命兄弟”。
老兵
“老兵”住在绥芬河往西27公里的绥阳镇上,和虎哥算是半个老乡。
即使在武汉疫情最严重的时候,这个边陲小镇也保持着不紧不慢的节奏。每天早上,人们还会小心翼翼地走在结冰的路上,去逛露天早市。扫雪车慢悠悠地穿过街道,今年雪多,“包雪的”(承包除雪工程)发了财。
老兵本名叫李司军,今年45岁,当过3年兵。虽然已经退役23年,但部队的一些习惯他仍然保持至今——抗疫路上无论条件好坏,他的房间总会是车队里最整洁的一个。
他是开着那辆二手金杯车出去的。准确地说,那辆车不是他的。年前,他的一个朋友花3万元买了这辆车,老兵只是借来“玩玩”,但2月下旬的一天,他开着这辆车上了高速路,目的地是武汉。
在绥阳镇,大家都知道他是个“搞电焊的”,靠给来往的大货、工程车焊点东西维持生计。若是平常人家,这份营生足以支撑一家人生活,但老兵偏偏是倒霉的——妻子有严重的椎间盘突出,没法工作。女儿11岁,年幼时发高烧导致心肌受损,落下了心脏病。儿子8岁,患有先天性“漏斗胸”,“搞电焊”挣来的钱几乎全要用在两个孩子上学和吃药上。
武汉疫情暴发后,路上难得一见大货车,老兵接不到活儿,妻子带孩子回了娘家,只能靠岳母出去打工养活娘儿仨。
“每天忙忙碌碌工作生活,钱没挣着,老婆孩子也没照顾好。”他叹了口气说,自己曾经是个话痨,但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只要迈进家门,就不愿再说话。
那段时间,他不知道自己还能做什么,又不想闲着。“军人退伍不退社”,他加入了镇上的志愿者团队,在小区门口给人登记、量体温。
后来,他通过朋友得知有个叫“虎哥”的老乡在武汉抗疫。“在哪儿都是志愿者,何不去一线做?”
那时武汉每天新增确诊病例仍有数百个,在疫情地图上,它是红到发黑的地方。老兵管不了这些,在终日压抑、无力的生活里,他像是找到了一个出口。他说自己没太高的思想觉悟,但相信这次出来“行大善”会给老人和孩子积福。
老兵一直想做个好父亲,但在这件事上,他几乎只剩下自责。因为没钱,他甚至要眼看着儿子错过最佳手术期。
“人一辈子不做点有意义的事,怎么给孩子做榜样?”他笑了笑,一阵短暂沉默后,他接着说,“我就没想着能活着回去,我死了起码算是伟大的吧。”
出发去武汉那天,老兵没有通知任何亲友。车快开到沈阳时,他才把提前编好的信息发给妻子。那是条他“这辈子发过的最长的短信”,反复修改,花一个多小时才写好。
他告诉妻子自己是出去做善事,会照顾好自己。“如果我回不去,麻烦你一定要把两个孩子带好。”
手机很快响起,但电话那头不是他想象中“妻子送壮士出征”式的叮咛,而是一顿“劈头盖脸”的臭骂。
“你脑袋是不是被驴踢了,还真舍小家为大家啊,这俩孩子咋整?”妻子夹着粗话,不给老兵解释的机会,最后抛出重点,“走可以,往家里打钱就行。”
钱是不会有的,更让妻子想不到的是,丈夫干着要命的活儿,还要往里搭钱。
绥阳到武汉多公里,出发前,老兵面临的第一个难题就是油钱——自己手里只有0多元。他找到“搞电焊”认识的开大车的哥们儿,“他三千你五千”,最后凑了1.5万元,算是一路上的盘缠。
他一个人开了“三天两宿”,吃烙饼,睡车上。在东北遇到下雪,出关后又碰上雨夹雪,到武汉时发现早樱都开了,自己还穿着厚衣裳。
虎哥说,他们在武汉的工作很像“农民工”,主要是卸货、搬运,“需要什么干什么”。
有时他们也会搬运尸体。疫情期间,丧事没有那么讲究。
“人活着的时候看着还挺高级,小猫小狗死了还蹬下腿,人死了什么都不是。”老兵说他从没那么近距离地接近死人。
这让他对自己的命有了新看法,“还是活着好,活着多幸福,活着能做自己喜欢的事,又是多幸福。”
老兵去武汉早,算是车队的“元老”。退役后,他很少再有这样的集体生活。这让他找回了在部队时的感觉,虽然很累,但身边是一起战斗的兄弟。
有次车队接到紧急任务,大家都匆忙下楼。有队员看到,老兵开着房门,笔直地站在镜子前,仔细把帽子扶正,再在迷彩服外扎上皮带——车队里没人这样做,迷彩服只需要穿一会儿,作业时他们要换上防护服。
“我们是一起生一起死,只要有一个人感染,就谁都跑不了。”老兵说他没有因此感到恐惧,反而格外珍惜这种情谊。
车队男人们在一起时,喜欢喝酒、扯皮,或者相互开玩笑,坦露感情是件会被鄙视的事。但很多事老兵都记得,他记得和队友们一起过的45岁生日,也记得在武汉时,他吃不惯南方的饭菜,虎哥在酒店里做过的红烧肉。
唯一让他心烦的是,妻子还是经常打来电话,她不相信出去这么久、干这么危险的工作会不给钱。
镇上也有很多人这么想,他们讲究务实,付出就应该有回报。在听说这是“志愿”行动后,老兵成了这些人口中的“山炮”。
猴儿
武汉解封前,虎哥本来已经联系好,带着车队去国外赚钱,“也是抗疫,收费的”。可谁也没想到,新的疫情竟然在出现在绥芬河——虎哥和老兵的家乡。
车队连夜上路,轮班开车,“人停车不停”。到达绥芬河时,路边的积雪已经化完,露出黄土。和车队进入的每一座城市一样,这里又是一座“空城”。
车队抵达绥芬河前,“猴儿”就进了车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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