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冯寅杰（本文原载于《南方人物周刊》）
我和何雨珈约在前门大栅栏见面，她在电话里说，约个折中的地方吧，正好想进城看看。我住在通州，而她住在丰台，前门大街就是折中的地方。北京很大，生活、工作在这座城市，约人在折中的地方见面是常态。
从地铁站走出来，她的短信刚好发进来：在星巴克等。
前门又叫“正阳门”，在天安门的正南方向，前门前面还有一座“瓮城”，又叫“前门箭楼”。两城相辅相依，拱卫着京师门户。自年手持袁世凯颁发银镐的北洋政府内务总长朱启钤那第一镐起，这座古老城楼的改造便不见停止。原本依城楼而流淌的护城河如今已不见踪迹，取而代之的是宽敞气派的柏油马路。
周末的前门大街人头攒动，我从两座城门之间穿梭出去，映入眼帘的是改造过的大栅栏和它那标志性的牌楼。北京城在过去被分为内城和外城，清朝政府因为“惧怕百姓纠众滋事”，于是皇帝通过颁布一系列的圣旨禁止商户在内城开店商贸。那些与市井有关的营生遂即都被迁入前门外的大栅栏。过去这条长宽绵延近千米的前门大街分布着横竖一百一十四条胡同，里面的手艺人、书画店、京戏馆和京味小吃星罗棋布，老字号如都一处、六必居、同仁堂、瑞蚨祥也都汇聚于此。而如今这些北京味道被星巴克和本山大舞台所取代，护卫着胡同的柳条编制的“栅栏”也不复存在，除了刻意复古的建筑，这里和北京的其他地方并无不同。
何雨珈是《再会，老北京》一书的译者。作为“和平队”的志愿者，作者迈克尔·麦尔将这本书作为礼物送给这座城市，以聊自己八年北京胡同的生活。雨珈背着相机，我们沿着大栅栏宽阔冯寅杰的街道边走边聊，她指给我麦尔曾经居住过的大致位置，希冀从这面目全非的地方找到书中文字所描述过的胡同的点滴影子。
雨珈是成都人，曾在北京外国语大学攻读英语专业，如今是一名专业的译者。见面的时候她告诉我，她马上就准备要和相恋多年的男朋友一起离开北京返回成都，我知道那意味着什么。她一口气说了离开北京的诸多原因：空气质量差、交通拥挤、飞快的节奏。当然，还有最重要的一条：高昂的房价。这让她无法最终留在这个城市结婚、定居。
虽然诸多抱怨，但和雨珈的交谈中我还是能深深感受到她对这座城市的热爱。在北京生活的十年里，她曾用手中的相机记录下这座城市许许多多的美丽角落，她也曾通过别人的眼睛与文字感受到城市变迁所带来的情感涤荡。“北京让人又爱又恨。“她说。
南锣鼓巷的外地人
和何雨珈约见的前一天我接受朋友的邀请去南锣鼓巷参观他们的新创业项目。
南锣鼓巷位于紫禁城的中轴线一侧，属于东城区。旧时东城多官员巨贾置产，现在的东直门至钟鼓楼一带多名人故居概是此因。“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岁月荏苒，如今的豪宅大院早已面目全非，有一些被分割成几十间大小不等的房间成了大杂院，乱而无序；而另一些则保持了四合院原来的面貌，经过翻修，成为特色酒店或是私人寓所，肃穆幽闭。
南锣鼓巷如今犹如一张涂有繁饰花纹的明信片，它每天接待超过几万的游客。巷子两边布满了各种商店、酒吧和餐馆，手举单反捕捉景致的一拨人常常恍惚了二楼露台忙里偷闲的另一拨人；骑着垮子涂满油彩招摇过市的老外在结束一天课程走出校园的中戏学生们眼里彷佛一出活话剧；而那漫步古巷寻找过去胡同印记的老北京人，则似乎从一碗似是而非的大碗茶中浅尝到了旧时的味道。
接待我的朋友叫李宁，他的店有个北京味十足的有趣名字，叫“靠谱儿”。在巷子的黄金位置，以卖文化衫为主。和这条巷子里摩肩接踵的大部分人一样，李宁也是外地人。年，他从电影学院毕业，放弃纪录片编导的工作，来到尚未改建的南锣鼓巷创业。从十平米的小店开始，如今他和他的女朋友已经共同经营了三家店，它们紧紧挨在一起。
李宁冯寅杰是南锣鼓巷商会的副会长，他做生意，懂交际，熟悉这片的胡同生活。“本来我住在五环外，每天开车上下班，现在也搬过来了。”李宁领我进他现在的家，就在不远处的沙井胡同，那里全都是大杂院。
南锣鼓巷其实是条轴线，东西各横跨着8条不同的胡同。游人慕名而来，却常常只往返于中轴线，殊不知轴线两边才有真正的北京生活。胡同有的很短很窄，有的既宽且长，两边对应的不是“宅门”四合院就是大杂院。旧京风物，虽然竂廓，但并非无迹可寻。从北兵马司胡同沿到菊儿胡同，都有旧时名人居住过的痕迹，到现在围墙、房屋还是修缮得很整齐，让人望而生慕。
胡同连着院子，院子又多是大杂院，大杂院与四合院又不同。“过去只有有钱人才住得起四合院。”李宁说。“现在也是，一套四合院价值上亿。住在杂院里的所谓‘老北京’，也都是49年以后陆陆续续搬进来的。”在前改革开放的年代，政府认为住房是一项基本权利而不是资产。为了安置北京日益扩大的人口，政府将过去的四合院像豆腐块儿一样分割成无数单间分配给人们。“虽然他们没有产权，只有使用权，但所有人都知道他们是这里的主人。”
胡同的生活容易给人一种时光停滞的错觉，生活在这里的人容易满足，安于现状。早上起来遛遛鸟，吃过午饭下盘棋，晚饭过后散闲步是胡同生活的常态。但外地人的蜂拥而入多少打破了胡同里北京人的生活状态。“胡同里的人对外地人既喜且惧。”李宁告诉我。“08年奥运会以后，政府鼓励开发南锣鼓巷，于是涌入了很多外地人，在这里开店设铺。外地人带来了大量商业机会和游客，打破了胡同原有单一的经济状态。”
胡同原本是一个可循环的经济生态圈：一位老师每天清晨上班前都在路口吃早点，卖早点的把赚到的钱给了孩子交学费，到了月末，钱变成工资又回到了老师手里。在完成经济循环的过程当中，人们也自动完成了情感的循环，远亲不如近邻，这也就是为什么胡同里的人们不愿意“挪窝儿”的原因。不过也不是所有的人都不愿意拆迁，年轻人盼拆，老年人怕拆。“没有亲身住过大杂院的人是不能理解这种心态的。”有一天深夜李宁闭店后和女朋友在巷子里看到一个小姑娘扶着一位老奶奶。女朋友笑称这么晚了这两人还在这散步，李宁回答说这哪里是散步，是孙女扶着奶奶上厕所呢。这是胡同的现状，也是政府重建的理由。“每天早晨，门口的公厕就人满为患。”李宁家门口有着这条胡同唯一的公共厕所。
李宁的另外一家店起名“本土意识”，不知道是南锣鼓巷的本土意识还是北京的本土意识，抑或中国的本土意识，他没有解释。不过在这胡同里，北京人自觉的有着本土意识。路过帽儿胡同，巷尾的一个院子门口贴着一首打油诗：
“我院居住老百姓，没有古迹与名胜；
游人请勿进我院，劝君取经往西行；
我院不是清东陵，你也不是孙殿英；
莫进我院来探访，盗贼名声不好听。”
我和李宁笑作一团，虽然南锣鼓巷已经成为热门景点，每天来往的游客多达几万，但居住在胡同里的人们还是抱守着原本的生活不愿意被打扰。胡同里的人爱瞧热闹，不爱管闲事，外边的世界再热闹，也和他没关系。穷忍着，富耐着，睡不着眯着！
每年，李宁都会和商会的其他成员一起一对一补助巷子里的贫困户。“巷子里的情况相差很大，有本事的都出去了，还有很多则需要领保障金。”说这番话的时候李宁自己不知道，他外地人的身份开始模糊，他认识这里大多数的人，一年大部分时间的生活、工作都在这里，早已渐渐成为胡同里新的一员。
我们行至菊儿胡同口，街边一摊子卖大碗茶的。有一家三口人坐在桌子前，桌上摆着三只青碗，摊主拎着长口的水壶往瓷碗里倒茶。“五块钱一碗！”摊主吆喝。那位年长的父亲摇摇头，举着茶碗对我说：“这都不对。我们小时候喝的大碗茶，都是纯白色的胎底，碗口镶着蓝边，好看极了！”他年幼的女儿在一边头也不抬地喝着茶，对父亲的话浑然不觉。
胡同里的足球
杨璞小时候居住的东扬威胡同和西扬管胡同如今已经被全部拆除，现在占据那片土地的是俄罗斯大使馆和北京著名的“簋街”，和胡同一齐消失的还有他曾经就读的东直门小学。“除非用GPS，否则已经无法再找到小时候居住的地方。”杨璞平静地告诉我。
这位现任北京国安足球队青训部主任的原国脚曾是典型的北京胡同孩子。
“我小时候，80年代初的北京城，还没有现在那么多的高楼大厦冯寅杰。那会儿我们家住在一个半拉四合院里，十几户人吧。加上胡同里别的杂院的孩子，好几十号，都在一个学校上学。学校每天下午三点放学，没人回家做作业，父母都是五六点才下班，先玩。女生跳皮筋，男生就是踢足球。胡同很窄，书包一摆就是球门，踢墙二过一，脚法都是那会儿练出来的。小时候踢球闯过不少祸，街坊四邻，我们家玻璃我踢碎过好几块。有一次街边修路，不小心把一块儿沥青踢到邻居小姑娘头发上了。晚上她奶奶带着她来我们跟我爸妈告状。怎么办呢，说要我带着剪头发去。剪就剪呗，结果到理发店，全给剃了，姑娘成了秃子。第二天照样踢球，她奶奶坐院子门口呢，没细瞧，一个大脚把老太太给踢懵了。这下好，祸全闯他们家去了。”回忆起儿时的胡同生活，杨璞总忍不住自己先乐起来。
杨璞的足球生涯是从胡同开始的，胡同、体校、梯队、俱乐部主力、国家队，扶级而上。年，杨璞正式成为北京国安队的一线队员，代表国安队征战绿茵场。一年后，他生活了20年的东扬威胡同和西扬管胡同被拆除，一家人搬出二环，住进位于安定门的楼房，失去了自小相伴街坊四邻。“发小们都散了，也没有通讯方式，再去找人，发现大家也都越住越远，一年只能见个一两次。”杨璞说。
楼房意味着全新的生活方式，这让杨璞一家人十分不习惯。在全家的动议下，他们决定又搬回“接地气”的四合院居住。但好景不长，拆迁让一家人再次搬离胡同。这一次，他们搬得更远，去到了北五环。
作为北京居民，杨璞对待汹涌而来的城市化进程无能为力。但在足球事业上他蒸蒸日上，斩获无数荣耀。年，杨璞代表中国国家队征战韩日世界杯。年又随北京国安队夺得俱乐部历史上首个顶级联赛冠军。年宣布退役后，他负责北京国安队的青少年足球训练。
虽然两进两出胡同，但现在的杨璞心态平和，三句话不离孩子和足球。
“现在的孩子们都不踢球，有好多都不知道这项运动，没见过足球，不知道怎么踢。你能想象么？都是楼房造成的，住在高楼里，没有小伙伴，没有邻居，没有场地，只有电脑。”杨璞摇摇头，不知道他是为中国足球的现状担忧还是惋惜早已不复在的胡同足球与儿时记忆。
杨璞每天都会驾车从北五环穿越整个市区到北京47中、回民中学（小学、初中一体）、天坛中学、朝阳体校、管庄小学等这些学校，观看并指导孩子们踢球，挑选好的苗子进入国安的梯队，这就是他现在的工作。
“我的队里，北京孩子和外地孩子的比例是1：10。”杨璞拿手跟我比划着。“不管北京孩子还是外地孩子，都是独生子女，足球让他们知道团队意识。”他跟我强调“团队意识”这个词。“中国人喜欢拉帮结派，哪哪的人喜欢凑在一起扎堆。足球里没这个，管你是哪儿的人呢，最重要的是把球踢进球门里去。”越来越多外地人口涌入北京，冲击着每一个行业，包括足球。“我小时候胡同里绝少有外地人。”杨璞回忆到。
“有时候我也会问那些外地的孩子，你们为什么踢球？他们回答我说是为了改变自己和家庭的生活和命运。他们的父母都是来北京打工的，生活条件并不好。”但杨璞又觉得哪里不对，他至今还记得自己的在胡同里踢球时的状态，“我小时候没想那么多，就是喜欢，踢球能让我快乐，真的！”说这句话的时候他眼里泛着光芒。
太阳下山，国安俱乐部的办公室里开始昏暗起来。杨璞站起身来，灯的开关在墙角。他走到一半，突然像想起了什么，对着空处抡了一脚。他回过头来微笑地望着我，那一刻，前方仿佛有两只堆放的书包。而那一脚射门，正好干净利落地从中央穿过去……哦耶！得分！
前门大街的四合院
我和雨珈从前门大街穿越过去，往东的马路对面是一片尚未拆迁的胡同。大栅栏拆迁时麦尔曾以记者的身份采访参与改造大栅栏项目的SOHO中国CEO张欣。张欣说：“请你不要批评我们，这已经是第36套方案了！”尽管如此，矗立在大栅栏的建筑依旧让人不以为然，它们看上去和在中国其他城市商业街上的建筑没有不同。
年北京奥运会加速了政府对胡同的改造，北京市政府曾经喊出的口号是“新北京，新奥运”，“新”字意味着对旧城区的拆迁。
老北京城的布局和划分也许是最能体现中国人思维的一种表现。“天圆地方”，整个城市像一块豆腐一样被整齐地分割成无数小块，所有的街道都是正南正北，正东正西方向，所以这座城市的方向感极强。胡同里也有斜向分布的街道，但都特别标注出来，比如烟袋斜街、枣林斜街、杨梅竹斜街等。这些胡同和街道的名称颇为市井，但不是毫无来由，例如北兵马司胡同，明朝时北城兵马司地处此处，故名。还有杨梅竹斜街，据说得名自一杨姓媒婆，后谐音雅化，改为杨梅竹斜街。这些名字远比刻板严肃的“金融街”和莫名其妙的“普罗旺斯庄园”听起来可爱得多。
沿着前门的正南方向两公里远是“天坛”，通往天坛的这条宽阔的南北走向的街道是一条天然的中轴线。马路的西面属于宣武区，东面则划归崇文区。与一街之隔的大栅栏不同，马路的对面看上去完全是另一番景象。越往里走就越觉得这里与北京城隔离开来，使人忘记自己身在何处。这条胡同里充斥着摇摇欲坠的门墙、低矮的院落和裸露下沉的地基柱础。斜阳残照，荒草丛生，一副衰败、没落的模样。
胡同的中间生出一条斜街来，一旁矮屋裸露的外墙青砖上歪歪斜斜地写着“冰窖斜街”四个字。斜街的拐角处有一座独门小院，红色院门上贴着门神和对联，门口的小院子架挂着许多成熟的紫豇豆。“长得真好！”雨珈赞叹道，她被吸引过去。院子里有一个中年女人，正在拨看一株冯寅杰小辣椒，我和雨珈向她问好。
小院子的女主人姓韩，她个子中等，瘦削的脸庞看上去略微泛黄，黑色头发里伴着银丝，花色简单的外套衬托她的干净利落。她有着北京胡同里的人特有的小心翼翼，仿佛一眼就能看出别人的善恶品行。她说话的语速不疾不徐，吐字音正腔圆，使自己看上去尽量得大方得体。尽管已经退休在家，但每天似乎还总有忙不完的事情等待着她去做。
“我们家有四个兄弟姐妹，我是老大。我母亲常年瘫痪，去年刚走……”她朝红色的院门努努嘴，示意老人家最后的岁月正是在这座院子里度过。韩女士的父亲是老北京，母亲却是外地人，革命年代成就的姻缘。依靠父亲的工人身份，他们一家人被分配到这个杂院里，一住就是五十多年。她沉默地见证了四周胡同的拆迁，跟大部分胡同里的居民一样，她更关心政府对自己将如何安排。
“这里迟早要拆的，那时候您会住上楼房。”雨珈安慰她。
“（政府）每年都来谈，每平米只给补偿元……按面积折算分配新房的话，还要我再出15万，我上哪儿弄去。”韩女士摇摇头，她觉得自己被将了一军，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走。
自从年，也就是北京取得奥运会主办权的那一年开始。拆迁户的赔偿制度就一直维持在每平方米元的标准不变，直到现在。我忍住了“如今北京五环内已经没有两万/平以下的房子了。”这句多余的话没有说出口。若把这个院子里18平米的居住面积折算成现金，将是一笔尴尬的数字，第二套方案看起来似乎更具可行。
沿着马路两边的街道，四周是高耸阔气的现代建筑，每一栋都高出胡同里的平房，那里面入驻的是韩女士可望但不能及的政府职能部门。出了斜街几步以外就是著名的“本山大舞台”，这些让这里看上去更像一座孤岛。
“我怀念毛主席的时代。”韩女士说。
她似乎久没有倾诉了，渐渐开始热情起来，领我们进院子里。四合院虽然破败，里面却别有洞天，韩女士的18平米就在门口走道边上，过去应该是宅门的门房。四合院的正房已经没有人居住了，残垣断壁斜耷拉着。
“能搬的都搬走了。”她说。
院子的中央种满了各种蔬菜，葫芦和黄瓜饱满鲜艳地挂在竹架子上，不远处还有个个头巨大的冬瓜。雨珈惊喜地叫出声来，韩女士得意至极。“去年冬瓜大丰收，我自己吃不了，还送了好些给附近的街坊邻舍。”
韩女士从架子上摘了个大黄瓜送给雨珈，她的话匣子也就此打开。
“我从小就要强，小学到中学都是班级干部。七十年代，毛主席号召我们上山下乡，我弟弟妹妹都还小，我顶了名额去了东北。我是老大，从小就在家里帮父母干活。插队的时候，别人干不了的重活我都能干。有一次在房檐上干活，不小心仰八叉摔了下来。那会儿年轻不懂事，拍了拍泥又站起来继续干活。”她用手扶摸了一下腰背，想是当年的不小心还是落下的伤患。“我尊敬我的父亲，朴实直率，一辈子没向权贵低过头。他教导我如何做个好人，别人有的别眼红，别人没有就要帮扶。我从东北回北京，先结婚后离异，那时候儿子懂事，为了不增添我的负担主动和他爸爸住在一起。我父亲去世后母亲瘫痪了，弟弟妹妹们的条件也不好，我是老大啊，我不承担谁承担呢？”她擦了擦眼角的泪水，继续说。“这杂院我住了几十年早就习惯了，楼房对我的吸引力没有那么大。但我得为我的儿子着想，他很孝顺，三十多岁就是因为没有房子一直没能结婚。母亲的病让我没有积蓄，十五万对我来说是天文数字。”
她困在那串数字里若有所思，“你知道吗？我每天早上都是听着升国旗的声音醒过来的……”她提醒我们这块土地的独特。
“我在东北插队时，有一年冬天和队友进了林子，一天都没有走出来。绕了好几圈，迷了路，队友是个女孩，一屁股坐在雪地上嚎啕大哭起来。我也很害怕，但这种时候哭是没有用的。我拉她起来，告诉她，如果能走出去，回队里一定好好吃一顿猪肉饺子。这时，远处突然亮起一个光点。队友紧紧抱住我，问我是不是狼。她一说我也害怕起来，一动也不敢动。过了一会儿，‘狼眼睛’由高及低，由远及近，颜色变暖，我大着胆子迎上前去。这才看清，原来是老乡赶车的马灯。”韩女士眼里发着光，讲述着几十年前的往事。“从雪地里得救出来，老乡赶着车把我们送回队里，我们失魂落魄地推门进屋。你猜怎么着？队长煮的热腾腾的猪肉饺子刚刚出锅。看我们进屋，连声说：‘小韩，你们一回来饺子就出锅，有福啊！真是有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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