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年六月，归程前的一个深夜，我躺在都柏林利菲河畔的一家青年旅店里，毫无睡意。我的上铺躺着来自约翰内斯堡的保罗，他来这里推销自己的咖啡萃取专利。对面下铺是斯德哥尔摩的乔纳森，一个次日清早就要去谷歌总部面试的年轻程序员。我有些恍惚，这是在那个行前有着无数想象的都柏林吗，还是加州硅谷？既是高纬度，又逢夏季，熄了灯的房间宛如黎明。伴随着他们熟睡后的鼾声，隔壁夜总会的歌厅镭射探灯时不时也扫射进来，打在墙上摇滚歌星奥康纳的光滑的额头上。我心中数着数，再多打几次，她就满血复活了。
我刚从西北部回来，多尼戈尔郡，一次令人满足的旅行。那里有高耸的峡湾、嶙峋怪石、以及画着巨大的盖尔特女神的名字，向飞越上空的二战战机发出中立国信号的大西洋海岸线。《星球大战》摄制组刚刚离开，马林角的一家酒吧凳子上，还留着绝地战士马克·哈米尔的余温。比金字塔还要古老的墓穴屹立在荒野里，茂盛的野草被狂风驱赶，露出底下泥煤乌黑发亮的断层。这里还是有着革命传统的红区，电影《风吹麦浪》里的临刑前夜，冒死救出共和军的娃娃兵对达米安说：“我父亲来自多尼戈尔郡。如果让你们去送死，我会良心不安的。”
我和一个爱尔兰农民聊了聊，确定这部电影的另一译名《风吹稻浪》是犯了常识性错误，因为爱尔兰并不种植水稻。我还和导游马丁交流了小时候玩的游戏——用一种质地比较坚实的野草梗和同伴相互拉扯，谁先断就算输。《都柏林人》里面的小短篇《一次遭遇》里，说绿色的草梗被拿来占卜吉凶，那是女孩子的把戏。
依尼斯文是观鸟爱好者的天堂，一个中国人的出现，让都柏林人马丁开始怀念起他的外曾祖父来。年，拉都胥先生被大英帝国派到中国，成为大清皇家海关的一名英籍官员。作为一名鸟类学家和动物学家，在中国将近四十年的时间里，他不务正业，借工作机会访遍了中国大江南北，收集到无数的珍禽异鸟标本。这些标本当然被顺利地运回国，被纳入大英博物馆馆藏。后来拉都胥先生还编辑了出版了两大卷《华东鸟类手册》，这是西方第一次对中国鸟类图文并茂地系统引荐，引起欧洲博物界的不小轰动。“你知道吗？”他自豪地说，“有一种他从中国带回来的蝙蝠（游离尾蝠），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
从最北端的图莱海滩安静的马背上下来，我去了附近诗人叶芝的故乡斯莱戈，不算很旧的墓碑上刻着那首酷酷的诗：冷眼一瞥，生与死，骑着且赶路。
我很听话，赶路回都柏林。公共汽车不紧不慢，行驶在标注着”狂野大西洋“的公路上，偶尔经过的一些荒凉的村子和被废弃的农舍，让人想起了威廉·特雷弗的《山区光棍》和憨厚的小儿子保利。
爱尔兰的乡村一切都符合我的想象，都柏林想来更值得期待才是。
我有一个星期的时间留给都柏林。我收起相机，把时间留给博物馆、画廊、圣三一学院、艾比剧院、圣殿酒吧街，顺便搭讪一下旅店前台的小妹妹。
几天下来，异样的感觉不断袭来。在圣三一学院图书馆大厅，两眼放光的人们簇拥着，高举手机捕捉被《哈利波特》开光后的余泽，近在咫尺的诺贝尔桂冠诗人谢默斯希尼的发黄诗集无人问津。不知人间有乔伊斯的前台红发小妹妹坐在巨大的洗衣台上，津津有味地看着《伯恩的遗产》。乔伊斯在玛丽大街五号创立的沃尔特电影院早就不见了，现在是一家很无聊的百货商店。乔伊斯中心门可罗雀，而在美术馆书店里兜售的托宾签名版《诺拉》，哪怕是打了五折还是滞销。
日记本里记录了我当时的感想（现在看来是多么的武断）：“都柏林被一种奇怪的东西紧紧地包裹住了。从斯莱戈来到都柏林，除了乡野被城市替代，除了叶芝被乔伊斯赶跑之外（事实上在过去叶芝比他有势力多了），就是我发现都柏林的司机不再会摇下窗户随便和路人打招呼了。”那个我熟悉的乔伊斯，被各种光鲜靓丽的旅游宣传册和相框簇拥着，他成了一个符号，一个形象大使。
是因为马丁给我精心设计的乡土爱尔兰珠玉在前，使得我自己黑灯瞎火乱走一通的自由行黯然失色？又或者，是现代化的通病让爱尔兰的城市传奇蒙尘，必须失礼求诸野，还是地处欧洲的犄角旮旯，都柏林只能沦为伦敦柏林等美央大城的无聊陪衬？
我也试着检讨自己。相比那些吵吵嚷嚷、簇拥在古迹前拍照的小红帽们，我之前的所思所想，不过是一名读过几首诗歌、几个小短篇、嚷嚷着要去瞻仰作家古迹的文学游客而已。手里拿着老照片，我按图索骥，在现实图景和内心搭建起来的文学圣殿之间玩“找不同”游戏。可是，我对都柏林有多了解呢？当我期待它接纳我时，自己是否已经做好准备？
年，乔伊斯写出了《都柏林人》。一百多年后的都柏林人，是否已经彻底走出北理查蒙德大街上的死胡同（blindAlley），是否翻过他所谓的精神上卑琐麻痹的一页？如果经典不被时间束缚，那么乔伊斯的那些预言，是否依然还在这个城市某个角落里显灵？现在的都柏林人，是否还在乎他？《都柏林人》、《尤利西斯》和这座自己生活的城市，他们到底怎么看？我的那些感受，到底哪些是真实的生活，哪些只是我的一厢情愿的臆想？我想知道答案。
我坐起来，打开电脑，改签机票，推迟了离开的时间。
我很快把自己从游客切换回到摄影师的身份。在接下来有限的几天时间里，我东游西荡，设法撬开了都柏林人的嘴，让他们敞开心扉，自然面对镜头。事实上，后来的经历告诉我，都柏林人拥有西方世界里最容易被撬动的嘴，因为他们有一颗热爱陌生人的好奇心。我所有过分与不过分的请求，几乎都得到了积极的回应。这些盖尔特游吟诗人的后代个个能言善辩，只要给一个善意的微笑或者一句真诚的问候，他们就开始滔滔不绝。无论是在川流不息的康奈尔大街上，还是在暴雨后冷清的格拉斯内文公墓，无论是贩夫乞丐孩童老太、还是作家演员传教士，我都被接纳，被允许进入他们的内心，哪怕是短暂的几分钟。
和他们一聊天，会很快发觉自己曾经的“麻木无知”。一个学生告诉我，在都柏林，有一个不成文规定。当你在等候公共汽车或者排队买东西，如果不和旁边的人聊上几句，那就是非常失礼的行为，内心会特别自责。
我把最后一个晚上交付给爱尔兰麦芽和凯尔特踢踏舞。这个坐落在修道院巷的酒吧，过去是曾经为叶芝工作的印刷厂。轰隆隆，机器轰鸣，昨天吐出散发油墨味的《爱尔兰先驱报》，今天吐出Porterhouse旗下著名的烈性牡蛎黑啤。妈妈说对了，天底下这么多颜色，黑色的最有营养。
月色正浓，走出酒吧，我和一个在外面抽烟的女孩艾玛聊了起来。我问她，为什么爱尔兰人对陌生人那么热情？借着酒劲，晃晃悠悠的艾玛吐着烟圈，给出一个可爱的理由：“很久很久以前，因为逃土豆歉收造成的大饥荒，很多爱尔兰人都跑到美国去了。后来，他们陆续回来看望家人。可是我们也分不清谁是回来寻根的，谁是游客啊，于是，我们就一律对谁都好啦！”
如此憨直的热情，应该能融化世间最坚硬的盔甲吧。走在回旅店的路上，脚步突然变得很轻。望着不断汇入夜色的派对青年，我问自己：一个多世纪以前，在熙熙攘攘的福州三坊七巷，那位大清海关洋人大员，是否也能有幸拥有一个这样的夜晚？
一个仓促的决定，再加上自己并不是一个合格的提问者，这些萍水相逢显然不能带来完满的解答。但我想，这起码是深度旅行的一种健康打开方式。终于，我和都柏林取得了某种和解。更确切地说，是和自己。
送给你，这27个新都柏林人，和他们的乔伊斯。
我没有读过乔伊斯，但我知道摇滚歌手奥康纳。
我叫Paolo,是个独立市场咨询师，设计师，来自南非的约翰内斯堡。
我存了两年的钱，就是为了来都柏林。我选择这里，一来是这里有正在举行的WOC世界咖啡博览会，二来是因为它的位置，这里离我的国家不远，离北欧国家也很近。我刚刚自发研制出一种新型的咖啡空气压缩机，北欧有更多喜欢喝到高品质咖啡的人，联系上客户我就可以跑去那里推销，平时就呆在这里，这里的生活成本比那边低多了。但是，我现在也遇到了麻烦，因为这家客店的服务员刚刚通知我搬走，他们不欢迎长期的住客。喜欢乔伊斯能帮我解决这个问题吗？我看，奥康纳也这帮不上我的忙。
我不看乔伊斯，我想我身边90%的人都不会看。
我叫Ronan(右)，是都柏林圣三一大学的学生。要去看高楼的话，只能去上海了。都柏林没有太多。从这里往艾比大街走，那些你看到的高楼大厦，什么国家银行、IT公司总部，也都是最近十年才兴建起来的，以前可没有这些呢。对我来说，都柏林给人以其他大城市没有的亲近感。你也许不知道，在都柏林，如果你在等公共汽车的时候，不和旁边的人聊两句，是很没礼貌的做法。这里去哪里都很近，很方便。哪怕是去别的省份，我们也感觉不到距离。爱尔兰人在世界各地都有紧密的联系，我们是足球迷，有一次我们去法国看足球，和当地的球迷联欢，感觉和在家里一样。我以后工作也不太会想去别的地方，这里满足了我的一切需求。
我不看他的书。你知道，干我们这一行，讲究的是翻牌，要有效率。他的书，是要你准备一辈子的时间去读的，我们读不起。但他很了不起，这个我得承认。
我叫Brian，我是土生土长的都柏林人，就住在附近。我现在和一个来自那不勒斯的家伙一起经营一家餐厅，他负责吃，我负责喝，我们餐馆生意还不错，有很多美国人来光顾。医院体育场经常开演唱会，昨天晚上的演出是冰岛歌手SigurRos，我没来，不是我的菜。很多英国人、北欧人追到这里看演唱会，这里附近有一个希尔顿酒店，他们可以住在这里，看完演唱会可以逛逛附近的凯勒梅堡监狱博物馆。总的来说，现在经济在回暖，有一句老话怎么说来着：爱尔兰又回来了。IrishwillbeIrishagain.
你说的这个人，我没听说过。我一会儿去问问我爸爸，他肯定知道。
我叫David，今年六岁。我的爸爸是墨西哥人，但是我的姥姥是爱尔兰人。我现在上小学，我在学很多东西，比如爱尔兰语、还有骑自行车。我在家里和爸爸妈妈说西班牙语，我的爸爸妈妈在我没出生前，就一直在墨西哥生活很多年，所以我们现在每年都会回去呆上一个月。你说我喜不喜欢都柏林，嗯，怎么说呢，都柏林有海滩，墨西哥城有很舒服的阳光。如果说都柏林是十分里面打十分，我觉得墨西哥城是20分里，我给打20分的那种。
你在问一个卖报纸的人看不看乔伊斯，是吗？你确定是在问我吗？
我叫Austin，我在康奈尔大街上经营一家报摊。我的祖父从年开始经营这家报摊，虽然现在卖报纸的人越来越少，但我想如果整个都柏林还剩下一家报摊，那应该就是我的。我已经到了退休的年龄了，但我没法不工作，我也想去山清水秀的地方游玩，在湖上划划船听听音乐，躲避大城市的污染和嘈杂。人生太多东西无法规划，比如你现在从我这里往路口走，往左转还是往右转，它的结果没准都会对你将来的生活产生不同的影响。对了，我是Connell大街留守的灵魂（笑）。
我没有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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