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已记不清什么东西勾起了我对非洲的向往。我曾无数次站在地图前打量这块夹在大西洋和印度洋间的辽阔土地。它如磁石一般吸引着我,像宝石一样诱惑着我,宿命般地逼迫着我。非洲,是对我的野性的呼唤。
如今我终于如愿站到了这里,站到了黑非洲真实的土地上。但我仍有一种身处梦境的恍惚之感,放佛这仍然是一幅地图,而我,只不过是粘在上面的一粒随时会掉落的尘埃。
我在阿斯旺前往苏丹边境的路上,开始了穿越黑非洲的旅程。汽车预计凌晨五点发车,但实际上七点钟才开。我揉戳着四点钟的困顿睡眼,在行驶的车辆中,与尚在古国梦境里的埃及告别。前路如迷雾般尚不可知。
过纳赛尔湖时等船费了好长时间,办理埃及离境、苏丹入境手续又经过了一通折腾。到达苏丹边境小城瓦迪哈尔法,已是晚上八点半钟。
走出车站,我惴惴不安地穿过一条黑黢黢的无人街道,走进了附近的一家旅店。伙计把我带到了一个有四张床的房间。房间很脏乱,没有窗户,事实上,除了床之外什么也没有,门也很破烂。两个黑人正坐在床上抽烟。屋里弥漫着一股浓重的尼古丁味。我进来,他们只是盯着我看,并不说话。
我的后背不由得升腾起一股寒意——我还没法克服跟两个陌生黑人独处一室的心理恐惧。于是我退了出来,回到前台,跟旅店老板说我讨厌烟味,希望他能给我一个单独的房间。老板答应了我,但是我必须支付四个床位的价钱,也就是80苏丹镑。一通“晓之以理动之以情”之后,他同意只让我付30苏丹镑。
把行李寄存后,我就出去寻找吃的。回来时旅店前台来了三个阿拉伯人,正在和老板交谈。见到我,其中一个人首先打招呼,希望我同意他们三人跟我同住。
老板提醒我他们抽烟,他赶忙摆摆手说“不抽不抽”。他们看起来不像坏人,我答应了他。老板再次提醒我他们抽烟,不过我心意已决。老板跟他们三人又聊了一会儿后,把10苏丹镑退还给了我。
“他们真的抽烟!”他挤眉弄眼地最后一遍提醒我,对我的不听老人言表示无奈。
他们中有两个埃及人,一个叙利亚人。其中一个埃及人自称是“化学家”,被公司派到喀土穆谈一个项目,他很热情,还带我出去办了一张苏丹电话卡。
他们买回了晚餐在房间里吃,并邀请我一起。我摸摸肚子告诉他们我已经很饱了,不过他们仍然给了我一瓶饮料和半块面包。
“介意我抽一支烟吗?”吃完饭,化学家对我说。
“你抽吧。”我耸了耸肩。
另外两个人是穆斯林。睡觉之前,两人往地上铺了一张毯子虔诚地做了礼拜。
第二天早上,朦朦胧胧之中,我又看到他们匍匐在地的身影,隐隐约约还能听到呼唤真主的声音。之后,我又模模糊糊感觉到他们向我告别。
去首都喀土穆之前,我决定先去看看苏丹金字塔。这样一来,我就需要先从瓦迪哈尔法坐车到栋古拉,再转车到阿特巴拉,从阿特巴拉再坐到喀土穆方向的车,并在中间一处荒无人烟的地方被扔下来。尽管这听起来有些辛苦,但能一睹苏丹千年金字塔的风采,我也就在所不辞了。
去栋古拉的车是一辆白色的小巴士,车上能坐十个人,坐满即走。幸运的是,我并没有等多长时间。约略中午的时候,小巴停在了路边的一个休息站。休息站四野无人,孤零零处在一片黄色戈壁之中。
休息站其实只是一个破房子,里面摆着几张老旧的桌子。大家下了车,纷纷坐到桌边喝茶点菜。司机和两个苏丹男人邀请我坐到他们一桌。司机和其中一个苏丹人有说有笑,另一个人却寡言沉默,但他总在我的鱼块快要吃完时及时递给我另一块,放佛他的注意力一直在我身上。吃完饭,他和司机争着帮我付了钱。
去阿特巴拉也是一辆白色小巴。中途在一个小镇停下来吃晚饭。车上一个苏丹人带着我去了一家餐馆。我学着他点了一盘甜点和一瓶牛奶。吃完饭他帮我付了钱,我把钱给他,他怎么也不肯收下。
小巴到达阿特巴拉时已经晚上十点多。下车后我跟着一个人径直去了离车站不到五十米的一家旅店,旅店只有阿拉伯文标志,有空调,有风扇,还有热水淋浴,并且只要30苏丹镑一晚。我毫不犹豫地住了下来。
这一晚睡得很香,第二天我起来得很晚,临近中午才磨磨蹭蹭地去斜对面的汽车站。阿特巴拉汽车站是这里最高大最漂亮的建筑,与周围破败的乡镇景象比起来,它已经提前步入了现代化。为了体现它的“特立独行”,每一个进入里面的人都需要花上2苏丹镑买一张临时卡,作为“参观”的费用。
这一天我不急不躁,因为苏丹金字塔离这里已经很近,我只需要在日落前赶到就行。“日落时分是它最美的时候”,一个朋友曾告诉过我。他还说,“跟守墓人打一声招呼,可以在那里睡一晚,晚上的星空很漂亮。”
汽车站里面有候车的地方、售票的地方,还有各种小卖铺,就跟国内很多车站一样。我很快买好了车票,但距离发车还有一个多小时。我决定趁此机会给我的MTN手机卡充值——离开了这栋“豪华建筑”,真不知哪里还找得到办理的地方。
辗转了好几家店铺终于找到一家,不过交流了半天,他们仍然不明白我到底要做什么。见我着急又无奈的样子,女店主让我坐下来慢慢说。我放弃了表达,将我的手机切换成纯英文,然后向她演示我想达到的目的。她好像明白了,将我的手机把玩了半天,终于解决了这位中国客户的疑难问题。
我问她哪里有吃饭的地方。她说他们马上就要吃饭了,让我留下来一起吃。刚说完,就有一个男人端着一个金属圆盘过来,圆盘里放着四五个盘子,分别盛放着鸡肉、洋葱和一些豆制品,圆盘四周放着十来个圆饼。这是六个人的午餐,就餐地点就在柜台后面。
她叫Wissam,缠着一条方格状纹理的穆斯林头巾,头巾遮住了头发、下巴以及整个颈部,只露出深色橄榄球状的脸。她的脸上洋溢着自然真挚的笑容,像一阵拂面而来的春风。
Wissam向我逐一介绍了一起吃饭的五个男人,他们热情地给我挪出一个位置。坐在我右手边的男人就负担起了教我如何用大饼蘸着豆子吃东西的任务。
我们吃的很愉快,尽管语言不通,大家却有说有笑。席间,Wissam让我帮她取一个中国名字。
“Wissam”,我开始思索起来,觉得跟中文的“薇珊”很谐音,并且是一个不落俗套的名字。于是把“薇珊”二字写在了她的笔记本上。
“这是个好名字。”我告诉她。
她瞬间绽开笑容,像一朵盛开的牡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