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读《过去》：“危险的愉悦”与“罕见的情感”
文｜张莉
《过去》并非郁达夫广为人知的作品。对于大多数读者而言，想到郁达夫小说时，多半会想到《沉沦》《春风沉醉的晚上》《迟桂花》，这些作品题目已经和郁达夫的名字如影随形。但与前面三部作品相比，《过去》毫不逊色，甚至艺术表现手法更为精到，后来的研究者们都指出过这一点。[1]
郁达夫（-）
《过去》写于年1月10日，发表于年2月1日出版的《创造》月刊（第一卷第六期）。小说只有字的篇幅，是典型的现代中国故事，关于两个中年男女在他乡异地的再度重逢。“我”叫李白时，是一位患了“呼吸器病”的男人，来到一个遥远的海港城市休养，那是细雨微冷的晚秋时节，本以为遇不到熟人，没想到路上忽然听到一个女人叫他。李先生忆起往事。他们相识在上海的民德里，她是四姐妹中的老三。在当年，他狂热追求四姐妹中的老二。小说写了李先生和老二交往时的种种不堪，写了他对于老二的种种肉欲想象，但女人以一记耳光结束了他的非分之想。老三则是他与老二关系的见证者，对李先生深有好感，但李先生拒绝了。谁能想到在陌生之地再度相遇呢。此时，老三已经嫁给了一位华侨，而那位华侨又刚刚过世。男主人公想唤起老三对自己的热情，但是她躲闪、推脱，最终哭着说，“我们的时期过去了”。小说的结尾是，李先生一个人坐船离开了那座海滨城市。《过去》没有一般短篇小说的起承转合、也没有人物命运的戏剧性反转，它让人沉默，让人想到“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想到“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等诗句，同时小说某些部分也让人感到不适。而正是因为那难以言表的惆怅和冒犯，这部小说才让人读之难忘。
[美]苏珊·桑塔格（SusanSontag，-）
读《过去》，多次想到桑塔格评价加缪《日记》时写下的话，“伟大的作家要么是丈夫，要么是情人。有些作家满足了一个丈夫的可敬品德：可靠、讲理、大方、正派。另有一些作家，人们看重他们身上情人的天赋，即诱惑的天赋，而不是美德的天赋。”[2]郁达夫是属于桑塔格所说的“丈夫”还是“情人”？我以为是后者。在郁达夫及其作品里有某种“诱惑的天赋”，它对读者构成某种奇妙的吸引力。——《过去》是郁达夫在最好的年纪里写下的作品，情感丰沛而有节制之美，“危险的愉悦”与“罕见的情感”相互糅杂，与此同时，作家又选择了一种抒情方式去表现，即使放在百年新文学史的框架里，都可以称得上气质卓然。“危险的愉悦”《过去》结构大致分为四部分。第一部分是第一段，“我”和“她”来到了临海的高楼上吃饭。第二部分回忆两个人如何来到高楼上吃饭，这是小说篇幅最长的部分，18页的小说里，有15页的篇幅在讲过去的故事。其中穿插了男女主人公在上海、在苏州以及在M港的交往。第三部分是两人来到高楼上吃饭，“我”多次表白、示好，并强拉她去了餐馆旁边的旅馆住，但是，在床上，女人最终推开了他。“我”意识到无法再回到从前。第四部分，“我”孤独地坐船离开了这座城市。“空中起了凉风，树叶煞煞的同雹片似的飞掉下来，虽然是南方的一个小港市里，然而也很能够使人感到冬晚的悲哀的一天晚上，我和她，在临海的一间高楼上吃晚饭。”[3]这是《过去》的第一句话，它几乎奠定了一种悲哀而寥落的调子。“我”和“她”到底是谁呢，又是为何坐到这临海的高楼上吃饭？第二部分，叙述人开始回忆，等到再次回到“我和她，在临海的一间高楼上吃晚饭”的这个场景时，已经到了15页中间部分，也就是说，小说用了六分之五的篇幅写吃饭之前的那个“过去”，大回忆套着小回忆，遥远的回忆和切近的回忆互相交叉，同时，其间也夹杂着时空的交叉：有上海的民德里，有苏州的旅行，还有在M港的相遇和交谈等等。——正是因为有了15页的有关“过去”的回忆，才有了第三部分两人在床上的哭泣相对。整体而言，第二部分是小说的重要部分，也是小说情感的重要铺垫。看起来头绪繁杂，但因为是思绪，又是一个人过往的追忆，很容易给人以代入感。关于二人怎样来到高楼上吃饭，小说从“我”和老三再度相逢的场景说起。
实在是出乎意想以外的奇遇，一天细雨蒙蒙的日暮，我从西面小山上的一家小旅馆内走下山来，想到市上去吃晚饭去。经过行人很少的那条P街的时候，临街的一间小洋房的棚门口，忽而从里面慢慢的走出了一个女人来。她身上穿着灰色的雨衣，上面张着洋伞，所以她的脸我看不见。大约是在棚门内，她已经看见了我了——因为这一天我并不带伞——所以我在她前头走了几步，她忽而问我：
“前面走的是不是李先生？李白时先生！”
我一听了她叫我的声音，仿佛是很熟，但记不起是哪一个了，同触了电气似的急忙回转头来一看，只看见了衬映在黑洋伞上的一张灰白的小脸。已经是夜色朦胧的时候了，我看不清她的颜面全部的组织；不过她的两只大眼睛，却闪烁得厉害，并且不知从何处来的，和一阵冷风似的一种电力，把我的精神摇动了一下。[4]
两个曾经熟识的男女忽然在异地不期而遇，一个人喊着另外一个人的名字，这场景极有画面感。接下来，小说开始回忆与老三的关系。而在回忆和老三的关系时，小说荡开一笔，用两页的篇幅讲到“我”和老二的关系，两个人的“打情骂俏”，说是荡开一笔，但却绝不是闲笔，它是小说强有力的部分，是读者理解“我”与老三关系的重要背景，是《过去》的主题，关于情欲中的人、情欲中的男人。郁达夫《沉沦》
正如我们所知，郁达夫小说的主人公通常为情欲所苦。《沉沦》中，民族国家身份的焦虑与难以抑制的情欲纠缠在一起，小说写出了一种现代人的浓烈又无法摆脱的情欲之苦。《沉沦》发表后毁誉参半，后来郁达夫本人也多次表达过对这部小说的不满意，但是，无论如何，这部小说还是以刺目的方式镌刻在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因为它带给中国文学的疾风迅雷般的震惊感：“他那大胆的自我暴露，对于深藏在千年万年的背甲里面的士大夫的虚伪，完全是一种暴风雨式的闪击，把一些假道学、假才子们震惊得至于狂怒了。为什么？就因为有这样露骨的直率，使他们感受着作假的困难。于是徐志摩‘诗哲’们便开始痛骂了。他说：创造社的人就和街头的乞丐一样，故意在自己身上造些血脓糜烂的创伤来吸引过路人的同情。这主要就是在攻击达夫。”[5]
从《沉沦》开始，郁达夫重新发明了书写情欲的方式，他将自己主人公的情欲视为一种时代镜像。一如钱杏邨所认为的，郁达夫“把青年从性的苦闷中所产生的病态的心理，病态的动作，性的满足的渴求，恶魔似的全部的表现了再来，完成了青年的性的苦闷的一幅缩照。”[6]当然，这样的情欲故事里，女性人物是不可或缺的。李欧梵在《中国现代作家中的浪漫一代》中提到，“伊藤虎丸将郁达夫小说中的女主角分成两类：迫害者和被迫害者，前者——肥大、性感、耽于逸乐的妖女——多出现于他在日本时写成的小说；而后者——脆弱、温顺、社会中可怜的受害者——则在他回到中国后的小说里经常出现。”[7]
《中国现代作家中的浪漫一代》，李欧梵著，新星出版社
这两种女性类型——作为情欲中的“迫害者”和“被迫害者”的女性在《过去》中同时出现了。老二妖媚而性感，李先生为之倾倒。“平时她总拿我来开玩笑，在众人的面前，老喜欢把我的不灵敏的动作和我说错的言语重述出来作哄笑的资料。不过说也奇怪，她象这样的玩弄我，轻视我，我当时不但没有恨她的心思，并且还时以为荣耀，快乐。”[8]在这样的情欲关系里，老二是高高在上的“施者”，她毫无顾忌地作弄他、作贱他，而他则乐在其中。
万一我有违反她命令的时候，她竟毫不客气地举起她那只肥嫩的手，拍拍的打上我的脸来。而我呢，受了她的痛责之后，心里反感到一种不可名状的满足，有时候因为想受她这一种施与的原因，故意地违反她的命令，要她来打，或用了她那一只尖长的皮鞋脚来踢我的腰部。若打得不够踢得不够，我就故意的说：“不痛！不够！再踢一下！再打一下！”她也就毫不客气地，再举起手来或脚来踢打。我被打得两颊绯红，或腰部感到酸痛的时候，才柔柔顺顺地服从她的命令，再来做她想我做的事情。[9]
这种情欲关系被研究者分析为色情意义上的“虐”与“被虐”的关系。事实上，小说非常直白地写了“我”之于老二的性幻想：“我也曾为她穿过丝袜，所以她那双肥嫩皙白，脚尖很细，后跟很厚的肉脚，时常要作我的幻想的中心。从这一双脚，我能够想出许多离奇的梦境来。譬如在吃饭的时候，我一见了粉白糯润的香稻米饭，就会联想到她那双脚上去。……”[10]《过去》将男女关系中的那种生理本能的冲动、被荷尔蒙控制的情欲波动写得毫发毕现。与《沉沦》中的性幻想与性描写相比，它的情欲想象更有某种肉感和真实感，透露着来自生理的愉悦，很显然，“他”和“她”都从这样的关系里获得乐趣。小说中的老二，尽管着墨不多，但她强悍而鲜活，对于男主人公在饭店里的求欢，“她竟劈面的打了我一个嘴巴。”[11]在“我”和老二的情欲关系里，有另一种残酷、黑暗和霸蛮。郁达夫的情欲书写常常被认为是“变态”，但什么是“变态”什么是“不变态”，与其说他写了一种“变态”的情欲，不如说他写了一种作为自然和生理现象的情欲，以及与这种情欲相对应的生理上的愉悦感。很多人都提到过郁达夫小说中的“性感”和“风流”，其实，这多半与他对情欲的敏感度和书写有关。他欣赏那种情欲并视之为生命能量，某种程度上，正是对那种愉悦的感知和对这一愉悦的直白展现，构成了郁达夫小说基本或长久的吸引力。“受苦人”遇到“受苦人”据达夫日记（年2月15日）记载，“晚上在家里看书，接到了周作人的来信，系赞我这一回的创作《过去》的，他说我的作风变了，《过去》是可与Dostoieffski、Garsin相比的杰作，描写女性，很有独到的地方，我真觉得汗颜，以后要努力一点，使他的赞词能够不至落空。”[12]周作人的评价虽然有溢美，但也点出了《过去》的独特性，比如与陀斯妥耶夫斯基的相近，比如女性形象的塑造——小说的确写了两个有个性的女性形象，一个是泼辣而深具肉感的老二形象，同时也写了一位由模糊到清晰、逐渐浮现在读者面前的老三。“我”与老二的关系有历历在目之感，老三在前半部分则是被“我”忽视的女性，她的重要性是在后半部分慢慢浮现出来。在讲述和老二的过往故事时，叙述人间或提到老三，“老三有点阴郁，不象一个年轻的少女，”[13]“所以老三虽则是一个很沉郁，脾气很特别，平时说话老是阴阳怪气的女子，对我与老二中间的事情，有时却很出力的在为我们拉拢。有时见了老二那一种打得我太狠，或者嘲弄得我太难堪的动作，也着实为我打过几次抱不平，极婉曲周到地说出话来非难过老二。而我这不识好丑的笨伯，当这些时候心里头非但不感谢老三，还要以为她是多事，出来干涉人家的自由行动。”[14]这段话里，有老三的有情，也有“我”的无情。事实上，“我”曾经直接拒绝过老三：我想起了那一年的正月初二，老三和我两人上苏州去的一夜旅行。我想起了那一天晚上，两人默默的在电灯下相对的情形。我想起了第二天早晨起来，她在她的帐子里叫我过去，为她把掉在地下的衣服捡起来的声气。然而我当时终于忘不了老二，对于她的这种种好意的表示，非但没有回报她一二，并且简直没有接受她的余裕。两个人终于白旅行了一次，感情终于没有接近起来，那一天午后，就匆匆的依旧同兄妹似的回到上海来了。[15]
每一部小说，其实都有它的“水上”部分和“水下”部分。一部分是作家直接给出的信息，一部分则是引而不发、需要读者想象的。《过去》的水上部分是男人的回忆，水下部分则是老三的情感际遇。如果这段故事由一位女性来讲述，肯定会别有一番纠结、痛苦以及挣扎吧？“水上”和“水下”部分恐怕也会颠倒过来。年，海明威在《午后之死》中提出著名的“冰山原则”，即“如何只讲述真实的情况下泄露真实之上的事物。”
当然，即使《过去》来自男性视角的回忆和还原，也能看到老三在这一关系的主动性，这里有她的欲求、她的渴望。上面的段落中，回忆过往时，叙述人用了三个相同的句子，三个句子分别使用了三个“我想起了”：“我想起了那一年的正月初二”“我想起了那一天晚上”“我想起了第二天早晨起来”，叙述人以这样的时间节点说明了那些场景的难以忘记。在被拒绝和无视后，老三心情如何？小说没有呈现，也没有写她的反应，在当年，她在他的情感世界里是被无视的。而《过去》非常吸引人的地方在于，从“我想起了”开始，那个不可见的女人慢慢可见了，她一点点被读者/“我”认出，并开始主导故事的走向。
“你是李白时先生吗？”这是老三第一次出现在小说中，主动来打招呼。要特别提到，是老三先认出了“我”。这隐在地说明，整个故事的发动者并不是“我”而是老三，接着，“我”也认出了她。当“我”问她为什么会来这里的时候，她有清晰的自我认知。“前生注定是吃苦的人，譬如一条水草，浮来浮去，总生不着根，我的到此地来，说奇怪也是奇怪，说应该也是应该的。”[16]她告诉他，她跟了一个胖华侨，跟着他来到这里，而就在前几天，那个人死了。老三隔天来到李先生的住处。这一次，叙述人带领读者认真地看她：
她的装束和从前不同了。一件芝麻呢的女外套里，露出了一条白花丝的围巾来，上面穿的是半西式的八分短袄，裙子系黑印度缎的长套裙。一顶淡黄绸的女帽，深盖在额上，帽子的卷边下，就是那一双迷人的大眼，瞳人很黑，老在凝视着什么似的大眼。本来是长方的脸，因为有那顶帽子深覆在眼上，所以看去仿佛是带点圆味的样子。两三年的岁月，又把她那两条从鼻角斜拖向口角去的纹路刻深了。苍白的脸色，想是昨夜来打牌辛苦了的原因。本来是中等身材不肥不瘦的躯体，大约是我自家的身体缩矮了吧，看起来仿佛比从前高了一点。她背着我呆立在窗前。[17]
这是带有情感的凝视，一位男人充满好奇地打量一位女性。这一次，她带给了他新鲜和惊异，以至他发现她变“高”了，“大约是我自家的身体缩矮了吧”。小说中，男女地位逐渐发生变化。在见面对话里，女人借着说昨晚打麻将，主动提起当年和李先生打麻将自己输了，“险些儿输了我的性命！”[18]这是“双关语”，而李先生显然也听懂了。从此处开始，小说男女之间的关系开始反转，是一种“此起彼伏”——以往纯粹的作为客体和欲望对象的老三由模糊变清晰，由无足轻重变得举足轻重，读者和李先生一起，必须重新打量她，认出她。进行了一段时间交谈后，男主人公再次看女主人公：“我点上一枝烟卷，在她的对面坐下，偷眼向她一看，她那脸神秘的笑容，已经看不见一点踪影。下沉的双眼，口角的深纹，和两颊的苍白，完全把她画成了一个新寡的妇人。”[19]这是由远及近的看清，接着开始写到他们的感情逐渐融洽，以至于主人公有了冲动，“那时候我实在再也不能忍耐了，所以那一天的午后，我怎么也不放她回去，一定要她和我同去吃晚饭。”[20]来到酒楼上吃饭，已到小说的三分之二部分。细读会发现，小说两次提到女人眼睛里的电力，而第二次，则使用了“炯炯的”来形容。此时两个人越来越熟悉，“我”也被她吸引了。但是，一旦“我”想接近她，她便逃跑。再一次，“我”想抱她时，“她却同梦中醒来似的蓦地站了起来，用力把我一推。”[21]——女人在努力从往事中挣扎而出，而吃饭时似乎又想到了“过去”。
“今天真有点冷啊！”我开口对她说。
“你也觉得冷的么？”
“怎么我会不觉得冷的呢？”
“我以为你是比天气还要冷些。”
“老三！”
“…………”
“那一年在苏州的晚上，比今天怎么样？”
“我想问你来着！”
“老三！那是我的不好，是我，我的不好。”
“…………”[22]
这是有旧情的中年男女之间的对话。女人用的是反问句，“你也觉得冷的么？”“我以为你是比天气还要冷些。”“我想问你来着！”没有说出她所受的情感创伤，但埋怨都在这样的语气里。男人后来央求她来到旅馆，几乎是强拽。“室内的空气，也增加了寒冷，她还是穿了衣服，隔着一条被，朝里床躺在那里。我扑过去了几次，总被她推翻了下来，到最后的一次她却哭起来了，一边哭，一边又断断续续的说”：“李先生！我们的……我们的事情，早已……早已经结束了。那一年，要是那一年……你能……你能够象现在一样的爱我，那我……我也……不会……不会吃这一种苦的。我……我……你晓得……我……我……这两三年来……！”说到这里，她抽咽得更加厉害，把被窝蒙上头去，索性任情哭了一个痛快。[23]
在床上的拒绝和哭诉，是小说的高潮部分，也是两个人真正面对，面对各自的过去，面对两个人共同的过去，——那时候是清白之年，而现在则各自历经风霜，吃了许多的苦。“要是那年你能够像现在，也不会吃这一种苦，你晓得……”断续的哭诉里饱含了一个女人的痛苦和痛苦的无处诉说。哭泣的老三使“我”重新审视她：“我想想她的身世，想想她目下的状态，想想过去她对我的情节，更想想我自家的沦落的半生，也被她的哀泣所感动，虽则滴不下眼泪来，但心里也尽在酸一阵痛一阵的难过。”[24]从此刻的老三那里，“我”认取了自己和老三之间的相似，同样的爱情不如意，同样的天涯沦落，同样的人生哀戚。正如前面所说，《过去》的水上部分是男人的情感际遇，水下部分则是老三的，后者是一直没有被讲述的故事，而小说也给出了关键信息，她之所以嫁人，是大姐和大姐夫送的人情，在那个华侨家里生存不易，而男人又死去了。老三最初认出李先生时也说过他的老，她还在报纸上看到过他的消息。老三不再是当年的老三，李先生也不再是当年的李先生。——李先生是飘零受苦之人，老三何尝不是？相遇并不是相认，相见也不是。相遇和相见是容易的，而相认则是难的，需要时间，需要平等，需要平视。李先生和老三的交往，是逐步认出对方的过程，也是李先生慢慢平视老三的过程：
我静候了好久，她才把头朝转来，举起一双泪眼，好象是在怜惜我又好像是在怨恨我地看了我一眼。得到了她这泪眼的一瞥，我心里也不晓怎么的起了一种比死刑囚遇赦的时候还要感激的心思。她仍复把头朝了转去，我也在她的被外头躺下了。躺下之后，两人虽然都没有睡着，然而我的心里却很舒畅的默默的直躺到了天明。[25]
一个新寡的女人，一个单身的男人，在遥远的海滨城市，是否可以重续旧情？情欲有保鲜期，爱也有它的结束。已经封存的情感，不是想追回来就能追回来的。泪眼相对时，两个人都已经知道，再也回不去。她并非情绪的动物、欲望的动物，她比李先生更冷静而清醒。在与李先生重逢时，老三经历了认出、回忆、克制、拒绝，痛哭，一次次躲闪，一次次推开，一次次说不。这拒绝不是任性，而是深思熟虑后的“认命”，由此，我们看到了一个为情所苦和为情所伤的女人，一个想回到过去但再也回不去的女人。《过去》写出了一个女人历经沧桑后的痛苦，写出了属于中年男女的无奈，那是想爱不可得，是在时间面前的“求不得”。因为拒绝，老三获得了在小说中的主体性。于是，面对这个女人，男人开始反省：她哭了半点多钟，我在床上默坐了半点多钟，觉得她的眼泪，已经把我的邪念洗清，心里头什么也不想了。又静坐了几分钟，我听听她的哭声，也已经停止，就又伏过身去，诚诚恳恳地对她说：
“老三！今天晚上，又是我不好，我对你不起，我把你的真意误会了。我们的时期，的确已经过去了。我今晚上对你的要求，的确是卑劣得很。请你饶了我，噢，请你饶了我，我以后永也不再干这一种卑劣的事情了，噢，请你饶了我！请你把你的头伸出来；朝转来，对我说一声，说一声饶了我吧！让我们把过去的一切忘了，请你把今晚上的我的这一种卑劣的事情忘了。噢，老三！”[26]
此刻，“我”面对老三时，不能忍耐的情欲已非“愉悦”而是“邪念”，它是卑劣、也是一个人的“牢狱”。危险的、纯粹来自生理的愉悦就此消失，因为被老三拒绝，所以才有可能获得一种清洗、一种自由。也是在此刻，“我”感受到了老三的痛苦，与她产生了共情。
“罕见的情感”《过去》书写了一种生理上的情欲，同时也写了一个被情欲支配的人如何一点点挣脱捆绑；小说写了一种情欲的自然升起，但也写了情欲的熄灭和消亡。《过去》中，李先生后来被老三吸引了，但是，与老二对他构成的真正的欢愉并不同。面对老二，他听从生理的本能，而面对老三，他开始对那种生理意义上的情欲说不。事实上，在和老三的关系里，主人公的灵与肉产生了真正意义上的冲突。尽管李先生渴望占有老三，但那更多的是一种对于往日情感的追回而非生理意义上的吸引（李先生之于老三的情感，主人公还自我分析说是疾病的原因）。许子东在分析《过去》时提到，李白时面对老二和老三的求爱场景里有着双重人格灵魂分裂的探究，而这部小说的魅力也正如他所说，作家“微妙把握情欲与痛苦的关系，但又不让手中的笔听凭情欲支配。”[27]《郁达夫新论》，许子东著，浙江文艺出版社
郁达夫小说常有一个主题：“辨认自我”或者“认出自我”。《沉沦》中，因为看到了日本女人和女人眼中的自己，“我”重新认识自我和自我的民族国家身份；《春风沉醉的晚上》中也是辨认，在和陈二妹的交往、尤其是在她劝告“我”的时候，“我”才认出了自我的不堪；《迟桂花》也是如此，在看到健康而有生命力的莲时，“我”的不堪再次被治愈……《过去》也写了一个男人对一个女人的重新辨认。——一开始他对她不以为意，完全忽视，多年后他以为她是他的爱欲对象，而最终辨认出，她是自己的“同类”，都是受苦人、失意人。在上述作品里，郁达夫笔下的男主人公面前总有一个让他顿悟的女人，大部分时候，她与“我”的关系往往是“同病相怜”。所谓“同病相怜”，郁达夫多着墨于书写精神上的孤独、卑微、漂泊与无依无靠，比如陈二妹的贫苦、老三的困窘，都被“我”认出并亲身感受到了。这让人联想到鲁迅的作品。鲁迅笔下人与人之间的深刻隔膜，在郁达夫男女主人公之间没有构成真正问题。无论怎样，郁达夫笔下的“我”都会从“她”那里认出和自己心心相近的部分，又或者说，以“她”为镜，他总能认出自己的卑微和不堪，进而获得一种精神上的清洗。在郁达夫小说里，“他”不构成“她”的拯救者，“她”也不是他的拯救对象，事实上，他们两个人都无法完成对对方的拯救和启蒙，他们所能做的就是互相认出，互相为对方落泪。郁达夫作品的主题，最饶有意味的地方在于不是写“性”而是写“情”，对于这位作家而言，重要的不是认出故人、认出情人，而是认出同类；重要的是作为受苦人遇到受苦人，作为失意人遇到失意人。因此，《过去》固然是写中年人的情感，男女之情欲的明灭，更重要的在于构建一种与穷苦人有关的“文学共同体”。
《过去》中，男主人公最初认出自己的爱欲对象时，那只是一种肉欲关系，是一种生理性愉悦，小说的最后是，“我”跨越了情欲而与她凝结成了一种罕见的“兄妹爱”的情感。而这样的跨越并非通过自我克制，而是被老三拒绝并自省后获得。换句话说，《过去》与《春风沉醉的晚上》和《迟桂花》的不同在于，男女主人公自身性格同时具有生长性，在最初，老三是渴望和李先生在一起的，而再度相逢后，她拒绝了他。——通过这部小说，郁达夫完成了一种从对“危险的愉悦”的书写到对“罕见的情感”的辨认，即从个人的情欲故事完成了一种文学情感共同体的想象。
《春风沉醉的晚上》，郁达夫著，江苏文艺出版社
“以己例人，我知道世界上不少悲哀的男女。我的这几篇小说，只想在贫民窟、破庙中去寻那些可怜的读者。”[28]这是郁达夫的创作谈，这意味着，在最初写作的时候，年轻的郁达夫就已经确认过自己要为谁写作，设定过自己的“理想读者”了。作为同时代作家，沈从文也分析过郁达夫何以风暴一样席卷青年读者的原因：“郁达夫在他作品中提出的是当前一个重要问题。‘名誉、金钱、女人，取联盟样子，攻击我这个零落孤独的人……’这一句话把年青人心说软了。……这是作者一人的悲哀么？不，这不是作者，却是读者。多数的读者，诚实的心是为这个而鼓动的。多数的读者，由郁达夫作品，认识了自己的脸色与环境。”[29]某种意义上，郁达夫开创了新文学史上的“失败者之歌”的写作，它发明了一种失败者之歌的小说调性。站在失意者、失败者立场上，他重新书写受苦人的生活、可怜人的生活，进而使那些受苦人、那些可怜人变成了跨越时代的“可爱人”。——即使在今天的大学课堂上，依然有许多年轻读者喜欢郁达夫，年轻读者常常觉得他的主人公有些“丧”，很亲切。这与他的写作立场、理想读者的设定有重要关系。作为情人类型的作家与“诱惑的天赋”郁达夫喜欢写“我”，喜欢暴露自我。他以虚构文体（小说、散文、诗词）与非虚构文体（日记、信笺）互现的方式，在现代文学史上构建了一种强烈的有冲击力的自我。他讲述“我”之不堪，“我”之卑微和“我”之贫穷，以及“我”身上的忧郁病，他讲述自己面对女人那难以遏制的情欲和冲动，这通常是人们不愿意写在纸上的部分，但他则直白而毫不遮掩地表达了出来。但实际上，作家所进行的是一次风景的重置——在他人笔下通常“不美”的，在他笔下变成了一种“美”；通常那些“不能公之于众的”，在这里变成了一种可以“公开而坦诚表达的”[30]。
《她是一个弱女子》手稿
理解郁达夫，一方面是理解郁达夫的自我是何种形象，而另一方面则是郁达夫如何构建“我”。他以抒情的方式完成自我的构建。一如《过去》在构建那个现代意义上为情所困的“我”时，使用了一种非常独特的抒情方式，在这部作品中，一切景语皆情语，一字一句都有浓郁的抒情气息。小说从一开始，便奠定了悲哀的、向晚的气氛。而接下来整部小说都在一种颓败之美里游走，主人公相遇几乎都是在黄昏和夜晚，那是一种颓败的属于时间旷野里荒无的美，这种美往往是转瞬即逝的，难以追寻的。事实上小说中也多次出现这样的感受，“一种衰颓的美感，一种使人可以安居下去，于不知不觉的中间消沉下去的美感，在这港市的无论哪一角地方都感觉得出来。”[31]“两旁店家的灯火照耀得很明亮，反照出了些离人的孤独的情怀。”[32]在写到两个人沉默以对时，小说中有一处经典的景物描写：“太阳下山了，房角落里，阴影爬了出来。南窗外看见的暮天半角，还带着些微紫色。同旧棉花似的一块灰黑的浮云，静静地压到了窗前。风声呜呜的从玻璃窗里传透过来，两人默坐在这将黑未黑的世界里，觉得我们以外的人类万有，都已经死灭尽了。在这个沉默的，向晚的，暗暗的悲哀海里，不知沉浸了几久，忽而电灯象雷击似的放光亮了。”[33]看的是景物，写的是景物，但内在里却饱含叙述人的感叹，感叹时间，感叹过去，感叹人世，感叹命运，这些感叹如点点星光散落在小说的字里行间。——虽然看起来思绪散漫，但因为叙述人“有情”的串连，小说便独有了一种谨严和庄重。
主观的、浓郁的抒情使这部小说有了一种迷人的调性，小说以一种以景写情的方式书写自我所感受到的苦痛，勾描那种偶然的、无常的、属于肉身的无可摆脱的情愫，这与人物之间情感的生灭构成映照。尤其要提到小说的结尾，那是漂泊中的离别：
这一天的晚上，海上有一弯眉毛似的新月照着，我和许多言语不通的南省人杂处在一舱里吸烟。舱外的风声浪声很大，大家只在电灯下计算着这海船航行的速度，和到H港的时刻。[34]
人物在行走，时间在行走，永没有停止。“我”如此平凡和卑微，沉没于言语不通的陌生人之中，“我”并不高于世界，也不高于他人，而只是置于人群之中。这让人想到《春风沉醉的晚上》结尾，那是不断被引述的经典的结尾，包含了一种对世界和时间的想象：“贫民窟里的人已经睡眠静了。对面日新里的一排临邓脱路的洋楼里，还有几家点着了红绿的电灯，在那里弹罢拉拉衣加。一声二声清脆的歌音，带着哀调，从静寂的深夜的冷空气里传到我的耳膜上来，这大约是俄国的飘泊的少女，在那里卖钱的歌唱。天上罩满了灰白的薄云，同腐烂的尸体似的沉沉的盖在那里。云层破处也能看得出一点两点星来，但星的近处，黝黝看得出来的天色，好象有无限的哀愁蕴藏着的样子。”[35]这是贫穷的“我”和贫穷的“我们”在一起的图景，这位小说家由此完成了贫穷的人和贫穷的人在一起的文学共同体想象，进而再次确认了那个“文学之我”：一个孤独的黑夜中的读者，一个偷窥者，一个饱受情欲困扰渴望自我清洁者，一个热烈地爱着他人但终不能如愿的人，一个遇到凄风苦雨漂泊无依的旅人……这个“我”不完美，却可亲。依然要重复提到开头部分桑塔格关于“丈夫”或“情人”的分类。——读过郁达夫小说的人，很难把作家笔下的“我”归于“丈夫”，因为他不给人以安全感。他苟且、卑微、任性、自恋，他身上有着桑塔格所说的情人的天赋。事实上，在郁达夫的作品里，我们也几乎找不到“丈夫”的角色，大多数时候，他是一个单身男人，一个多情男人，一个追求女人而不得的男人。郁达夫作品里所表现出来的性格特点与现代意义上的情人形象如此吻合，“众所周知，女人能够忍受情人的一些品性——喜怒无常、自私、不可靠、残忍——以换取刺激以及强烈情感的充盈，而当这些品性出现在丈夫身上时，她们决不苟同。同样，读者可以忍受一个作家的不可理喻、纠缠不休、痛苦的真相、谎言和糟糕的语法——只要能获得补偿就行，那就是该作家能让他们体验到罕见的情感和危险的感受。”[36]近百年来，读者们是不是从郁达夫作品里获得过“罕见的情感”和“危险的愉悦”、感受到一种与性感有关的冒犯和刺激，以及与不道德感相伴随的震惊？正是这种“不道德”和带给读者的阅读共情，使郁达夫成为郁达夫，并以书写冒险的情感与危险的体验而闻名。当然，即使郁达夫以一种冒险的写作而震惊文坛，但当我们将“不道德”与郁达夫的写作相联系时，也会有一种迟疑——虽然小说里的“我”的很多行为被一些人视为“低级趣味”，但他却一直为自己的不道德而羞愧、而忏悔，并努力脱离“低级趣味”，这让人想到郭沫若当年的评价：“许多人都以为达夫有点‘颓唐’，其实是皮相的见解。记得是李初梨说过这样的话：‘达夫是模拟的颓唐派，本质的清教徒’。这话最能够表达了达夫的实际。”[37]
年春，郭沫若与创造社同人在广州合影，左起为王独清、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
某种意义上，道德在郁达夫作品是隐在的“度量衡”，衡量着他心目中人之所以为人的那个部分——在郁达夫那里，那个偷窥的、受虐的、无法遏制自己肉欲的人是“我”，同时，那个克制着的、和女主角最终形成兄妹爱的人也是“我”，他将两个“我”努力结合在一起；又或者说，那个低级的“我”一直致力于淘洗出一个更完美、更高级的、不受情欲主宰的“我”。为此，这位作家不断使用一种自白的、忏悔的方式检视并淘洗自己，以使自己更“正派”。而正是这种卑微的、羞惭、时时自责、不断渴望自我清洗的气质，使郁达夫小说中的“自我”成为一种独特的现代人形象，进而也成为了现代文学的宝贵资产。特别要提到的是，现代以来的作家谱系里，并不缺乏“情人类型”的作家，就这种类型的写作而言，也并不值得特别赞美。——那种一直耽溺自我的写作常常让人想到一种“撒娇”、“任性”和“自恋”，读者们虽然感受到一时新鲜，但最终会厌弃。可是，为什么今天的读者们读到郁达夫的经典作品时依然会感受到可爱与可亲？我以为，郁达夫找到了一种属于文学的“分寸”，在道德与不道德之间，在崇高与普通之间、英雄与凡人之间，他找到了使“自我”成为“自我”的方法，而一旦把握好了一种艺术的界限与尺寸，那个诚挚、彷徨而可爱的“自我”便在他的笔下有了熠熠光泽。换言之，因为郁达夫将放纵和克制、自我情感的个人性和公共性控制得恰到好处，所以《过去》中所表现的“罕见的情感”才构成了“罕见”，“危险的愉悦”才构成了“愉悦”。年11月17日——年1月17日/注释/
[1]许子东在《郁达夫新论》，白先勇在获得郁达夫小说奖时都提到过《过去》的重要意义。
[2][36][美]苏珊·桑塔格：《加缪的〈日记〉》，《反对阐释》（程巍译），上海译文出版社年版，第60页。
[3][4][8][9][10][11][13][14][15][16][17][18][19][20][21][22][23][24][25][26][31][32][33][34]郁达夫：《过去》，《郁达夫全集第二卷》（吴秀明主编），浙江大学出版社年版，第1页、2页、6页、6-7页、7页、8-9页、5页、9页、10页、3页、11页、12页、13页、14页、14页、15页、16页、16页、17页、16-17页、2页、2页、5页、14页、17-18页。
[5][37]郭沫若：《论郁达夫》，《人物杂志》，年第3期。
[6]钱杏邨：《郁达夫》，《郁达夫论》（邹啸编），上海书店出版社年影印版，第8页。
[7][日]伊藤虎丸：《郁达夫作品中的女性》，东京大学文学部中国文学研究室编《近代中国的思想与文学》，大安书店年版，第-页；转引自李欧梵：《中国现代作家的浪漫一代》，王宏志等译，新星出版社年版，第页。
[12]郁达夫：《穷冬日记》，《郁达夫全集第五卷》（吴秀明主编），浙江大学出版社年版，第页。
[27]许子东：《郁达夫新论》（增订本），浙江文艺出版社年版，第页。
[28]郁达夫：《〈茑萝集〉自序》，《郁达夫全集第十卷》（吴秀明主编），浙江大学出版社年版，第69页。
[29]沈从文：《论郁达夫》，《郁达夫论》（邹啸编），上海书店出版社年影印版，第35-36页。
[30]其实，郁达夫小说的“辨认”主题，最终也并非为了认出他人而是为了塑造自我。他的小说最终的旨向不是讲述他人的故事，而是通过讲述我和他人的故事，最终完成自我的建设。正如在听到老三的哭诉后，他不是认识了一个新的她而是认识了一个新的洁净的“我”，由她的眼泪而淘洗出一个新的被净化的“我”。某种意义上，从《沉沦》到《过去》、《迟桂花》，郁达夫籍由写作完成了一种对个人情欲的净化之路。又或者说，在这位作家这里，写作是一次次“自我”淘洗。
[35]郁达夫：《春风沉醉的晚上》，《郁达夫全集第一卷》（吴秀明主编），浙江大学出版社年版，第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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