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我要去的小镇叫乔尔蓬阿塔（Cholpon-Ata），它是伊塞克湖北岸最大的城镇，然而看上去十分荒凉。
吉尔吉斯的伊塞克湖是苏联时代的度假胜地，至今仍有不少怀旧的前苏联人来这里避暑。在夏季最热的月份，这里常常一房难求。很多时候，度假客们只能寄希望于从站在村口的巴布什卡那里租赁民房。然而，我发现，这里几乎没有真正的旅游业，酒店管理也是一门方兴未艾的事业。西方的旅行指南往往把乔尔蓬阿塔定性为“不来也不会遗憾”的地方。在这里的几天里，我的确没看到一个前苏联之外的游客。
几年前，我采访过一个中国的地产大亨。他以极限登山和浪漫诗情闻名于地产界。他当时告诉我，他曾考虑购买伊塞克湖畔的大片土地，开发成面向中国游客的豪华度假区。为此，他邀请了不少吉尔吉斯政要来北京商谈，费用由他买单。政要们全都安排住进北京的五星级酒店。他后来发现，房间里的各种酒精饮料很快被一扫而光，每天要补充数次，导致酒水的消费远高于房费本身。最终，这位地产大亨放弃了开发伊塞克湖的意向。
小巴把我扔在一尊银色的列宁像下。四周散落着松树，根部翻出的泥土，像开裂的伤口。列宁像背后是一片铺着灰色镀锌板的平房，房顶插着卫星电视接收器。作为巨大背景的阿拉套天山，褶皱清晰可见，峰顶笼罩在一片不祥的乌云中。
我在镇上一家临湖的旅馆投宿。旅馆是两层小楼，有红色瓦片搭盖的斜屋顶。从旅馆的房间里看不到湖和山，只能看到庭院的景象。庭院中央是一片种满郁金香的花圃，旁边有两把刷过蓝色油漆的长凳，庭院深处还有三座带顶棚的木榻，铺着游牧民族的坐毯，作为住店客人的餐桌。老板是一个光头的吉尔吉斯男人，始终斜挎着运动小包。我从他那里买了一瓶2升的冰镇啤酒，他把钱塞到了小包里。
午后的阳光很强烈，我带上浴巾，穿过一片晾晒着衣服的菜园，向着湖边走去。在旅馆的地图上，菜园的位置被标记为天文观测站。显然，那是苏联时代的事了。
伊塞克湖就在那儿，在阳光下轻轻摇晃着，像大海一样浩渺。湖岸上铺着细软的沙子，目力所及处是白雪覆盖的天山，好像直接从深蓝色的水面上升起来的。湖上有座船屋，周围的湖水泛着涟漪。我踩着一块木板走到船上，但这里没人。一个在岸边晃荡的小男孩似乎跟这里有点关系，我让他去找管事的人。他用俄语大喊了一声，给人的感觉好像是船屋失火了。一个胖胖的女人急匆匆地走了出来，手在围裙上擦了擦，有点异样地看着我。我问她这里是餐厅还是酒吧——无论哪种，我都打算坐一会儿。胖胖的女人说，这里是桑拿，下午5点才开始营业。我问了一下价格。一小时人民币快。
银色的列宁像
戴白毡帽的吉尔吉斯人
伊塞克湖边的游客
伊塞克湖熏鱼干
伊塞克湖边的桑拿屋
我回到沙滩上，准备先找个凉快的地方坐下。这时，两个身穿比基尼的女人叫住了我。她们正躺在旁边的沙滩上，身下铺着粉色条纹的浴巾。两人都戴着墨镜，一个红发，一个黑发。
“你，中国人？过来！过来！”红发的女人拍着身边的空位。
“你在跟我说话？”
“对，对，过来！过来！”
我走过去，坐下来。她们好像没料到我真会过来，喜出望外地挪动屁股，给我更多的空间，然后摘下墨镜，上下打量我。
浴巾上有沙粒和松枝，还有两个喝空的啤酒瓶和一小瓶同样喝空的白兰地——“吉尔吉斯斯坦牌”。我怀疑她俩的热情与这些空瓶不无关系。
借助破碎的英语和俄语，我得知红发的叫娜迪亚，黑发的叫达莎。她们都是出生在乔尔蓬阿塔的俄罗斯人。苏联解体时，两人刚上小学，是同班同学。如今，娜迪亚在镇上卖化妆品，达莎在附近的军用机场上班。
我问她们祖上是从俄国哪里来的。她们要么没听懂我的问题，要么不知道答案，只是反复对我强调，她们就是乔尔蓬阿塔人——在这里出生，在这里长大。不过，年轻时，她们都去俄罗斯打过工，在同一家餐馆当服务员。她们用了“年轻时”这个词，意指那是很多年前的事了。
我问她们去的是哪座城市。
“新西伯利亚。”
“我也去过。”
“是吗？”她们兴致陡增，仿佛在闭塞的乔尔蓬阿塔，这点共同之处非同小可，足以令我们的关系更进一步。
“呲”地一声，娜迪亚拧开了我带来的啤酒。她用一次性塑料杯为我倒了一杯，然后给自己也倒上。接着，她们跟我聊起新西伯利亚，是那种虽然身处小地方，但是见过大世面的口气。我猜她们在新西伯利亚可能过得并不好。当服务员本来就是苦差事，而且新西伯利亚比乔尔蓬阿塔冷得多，冬天漫长到令人绝望。
她们问我，在新西伯利亚时住在哪里。
我像打捞沉船一样，仔细打捞着记忆：“好像是列宁大街。”
“我们打工的餐厅就在列宁大街！”达莎高兴地惊呼起来。然后她们朝我举起了酒杯。
“既然你俩是俄罗斯人，为什么不留在新西伯利亚呢？”我问。
“我们是俄罗斯人，但我们没有俄罗斯国籍。”娜迪亚说，“我们的护照是吉尔吉斯的。”
“新西伯利亚的房租太贵，后来我们就回来了。”达莎说。
她们告诉我，苏联解体后，这里的俄罗斯人大部分回了俄罗斯，还有一部分搬到了比什凯克。如今，整个伊塞克湖地区只剩下不到0个俄罗斯人了。说这话时，她们的口气多少有点奇怪。给我的感觉是，虽然她们出生在这里，却不属于这里，而且阴差阳错地滞留了下来。
我问她们有没有结婚。
达莎没有结婚。娜迪亚早就离婚了，独自抚养一个13岁大的儿子。
“他是特别棒的男子汉，”娜迪亚把这句话重复了三遍，是那种让我务必相信的口吻。能看出，作为一个“滞留”下来的俄罗斯人，儿子是她唯一的希望。
为了证明儿子的确是很棒的男子汉，娜迪亚拿出手机，给我看他的照片。一张照片里，虎头虎脑的儿子正荡舟在伊塞克湖上；另一张照片里，他拿着鱼竿，钓起了一条大鱼。
娜迪亚说，她想让儿子去俄罗斯参军，然后她卖掉这里的房子，跟着儿子搬回去。
“搬到哪里？”
“任何地方都行。”
我问这里的房子能卖多少钱。
她说了一个数字。相当于人民币3万块。
这时，达莎摘下了墨镜。我发现她其实精心化过妆。睫毛烫过，涂了睫毛膏，给人一种眼泪随时可能夺眶而出的感觉。她比娜迪亚显得年轻，妆容也更时尚。她为什么没有结婚？
谈起这里的男人，她们的语气顿时充满鄙夷。
“既粗野又俗气。”
“个个都是酒鬼。”
最后她们说：“我们喜欢外国人。”
“有外国人来这里吗？”我问。
“很少。”
一阵风吹过湖面，卷来一片褐色的积雨云。一瞬间，没有太多铺垫，雨点就从天而降，湖面上飘起一种近似于口哨的声音。娜迪亚和达莎披上浴巾，招呼我搬家。我们拿起地上的家当，一起搬到一棵大松树下。天上仍有太阳，雨点在阳光下滴滴分明。
现在，我坐在了两个身穿比基尼的俄国女人中间，她们轮流为我倒酒，自己也一杯一杯地干掉。虽然她们嫌弃这里的男人都是酒鬼，可她们自己好像也挺能喝。
“你喝起酒来就像俄国人。”娜迪亚不可思议地看着我，“我想知道，你的教养是不是像欧洲人？”
“我的教养像中国人。”
“中国人从来不喝醉。”
“是吗？”
“我们这么听说的。”
“中国男人为什么都戴眼镜？”达莎问。
“因为他们工作太辛苦。”我说。
“这里的男人不工作，只会喝伏特加。”
“喝完伏特加就打老婆。”
“中国男人会打老婆吗？”
“不会。”我说，“一般不会。”
她们点点头：“我们喜欢中国人。”
一瓶2升的啤酒很快喝完了，我觉得到了告辞的时候。不过娜迪亚表示，我们应该换一个地方继续。小镇上有一家专门吃伊塞克湖鱼的餐厅，味道棒极了。作为游客，我难道不应该去尝尝？
见我一脸犹豫，娜迪亚又说：“我们都是正经人家的姑娘，我们不要钱。”
我看着她们抖落浴巾上的沙子和松枝，塞进鼓鼓囊囊的背包。娜迪亚套上一件奶油色帽衫，达莎穿上一件白色T恤，上面印着“我爱布鲁克林”。我们把酒瓶扔进垃圾桶，沿着一条土路，穿过一片平房。雨已经停了，阳光照着洗刷一新的铁皮门，空气中泛着泥土的气息。
我们走到公路上，达莎招手拦车。一辆日本淘汰的二手皇冠停了下来。不是出租车，是顺便赚点钱的黑车。司机是一个年轻的吉尔吉斯男人，达莎用俄语跟他说：“去镇上的那家鱼餐厅。”
我们掠过一片荒地，掠过银色的列宁像。娜迪亚和达莎在后面商量着什么，然后我感到后背被戳了一下。
“我们想先回家换一下泳衣。”
“请便。”
在空旷的公路上，皇冠来了个故作潇洒的急转身，就像三流警匪片里那样，轮胎发出“吱吱”的摩擦声。窗外的景色倒带般地重现。我们又一次掠过银色的列宁像和荒地，然后越开越远，越开越偏。我有点警觉地看着皇冠车拐进一个破败的苏联小区。
那里有两栋灰色的筒子楼，墙皮已经开裂。前面有一个小小的花坛，但明显只是摆设。花坛的水泥台碎了，里面长满杂草。花坛旁边还有一个“儿童游乐园”：掉漆的铁滑梯、简易的跷跷板。除此之外，周围空空荡荡。
娜迪亚和达莎让我在车里稍坐，说她们去去就回。她们下了车，朝着一个歪歪扭扭的单元门走去。黄昏在不知不觉中降临了，花坛和滑梯投下长长的阴影，周围有一种被遗弃的感觉。娜迪亚和达莎说的没错：她们“滞留”在了这里。
看着她们的背影，年轻的吉尔吉斯司机突然用英语对我说：“你带她们吃点好的，她们什么都肯干。”
我一愣，以为自己听错了。“你说什么？”
他微笑着，做了个下流手势。
“多少钱？”
“用不着给钱。”
“哦，”我说，“可我没有那方面的想法。”然后为了不显得太过一本正经，又加了一句，“她们不是我的菜。”
“嗯，两个老女人，”司机很理解似地点点头，“那个黑发的好像还行。”
我干燥地笑了一声。司机“啪”地拧开车灯，仪表盘的白光突然映在他的侧脸上。他不耐烦地看了一下手机，放下车窗。
2
终于，娜迪亚和达莎从单元门里走了出来，好像话剧幕间休息后再度登场的演员，带着一脸兴奋。她们重新化了妆，有一种大都市里出门过夜生活的隆重感。路上，司机和她们若无其事地聊天，而她们当然不知道司机跟我说了什么。我们再次驶过荒地，列宁像，然后经过一座纪念卫国战争的公园。镇上路灯昏黄，一切都已经融入低垂的暮色。
镇中心十分萧条，要去的餐厅有一种乡村客栈的味道。院里的葡萄架上坠着五颜六色的小灯泡，闪烁着。一个长得像中国人的吉尔吉斯女招待，把我们引上二楼的露台。菜单照例只有俄文，我就让娜迪亚和达莎点菜。
“吉尔吉斯斯坦牌的白兰地，非常好。”娜迪亚说。
“比伏特加还好？”
“伏特加不好，白兰地好。”
我说好。
娜迪亚高兴地点了一壶白兰地。
“我们都是正经人家的姑娘，不是为了钱。”她说。
账单过来后，我买了单。看到我买单，她们似乎放下心来。过了会儿，娜迪亚又把长得像中国人的吉尔吉斯女招待叫过来，语速飞快地“交代”了半天，女招待心领神会地点着头。我们又点了一轮菜，加了三壶白兰地。
院子里，一个小型乐队开始演奏俄罗斯的流行歌曲。达莎让我点首歌，我想了想说，柳拜（Lube）。很快，《轻轻呼唤我的名字》（Позовименятихопоимени）响了起来。小镇沉浸在一片黑暗中，山峰的背影沉默而巨大。这首歌原本是写给卫国战争中死去的无名战士，此刻听起来却如同乔尔蓬阿塔的挽歌。
娜迪亚和达莎的脸上带着醉意。她们说，这是镇上最好的餐厅，但她们已经很久没来了。苏联时代，这里有很多度假的外国人，现在没人来了。
“没有外国人，没有中国人，只有吉尔吉斯人。”
“俄罗斯人呢？”
“我们不喜欢俄罗斯人，”娜迪亚做了个手势，“那些人鼻孔朝天（瞧不起人）。”
我暗自想：她们“滞留”在了这里。
此时，酒足饭饱的食客们开始三三两两地走到庭院里，随着音乐扭动腰肢。饭点一过，这家餐厅就变身为了舞厅。《PapitoChocolata》响了起来。这是一首罗马尼亚女歌手唱的西班牙语歌，却莫名地流行于整个中亚。我在街上、车上、餐馆里不止一次地听到过。
半醉的娜迪亚和达莎在我面前跳起舞来，不仅动作投入，还含情脉脉地对我唱着：“宝贝，宝贝，宝贝，把你的灵魂交给我！”仿佛有一台摄影机正对着她们，而她们是真正的明星。然而白兰地没让我喝醉，反而更清醒地意识到自己身在何处。我多少体会到一丝荒谬。
像中国人的吉尔吉斯女招待走过来，把账单递给我。我看了一眼：一个很大的数字——有点过大了。我突然想起刚才娜迪亚和女招待的一番“交代”。那些当时不甚明了的俄语单词，现在逐渐串了起来：这是一个局，她俩还是决定从我身上捞一笔——虽然也就是块钱，还要和吉尔吉斯女招待分。
我并没有生气，反而有一种水落石出的轻松感。等娜迪亚和达莎重新坐下来，我告诉她们账单有问题。是吗？她们看了一眼，说没问题。我要来一支笔，把不该付账的部分圈了出来。她们大概也奇怪，原来我能看懂账单上的俄文。
出了餐厅，我们走在黑乎乎的小镇上，两侧是伞一样的白杨树。娜迪亚说：“再给我们买两瓶啤酒。”在一个小超市里，她们每人拿了两瓶百威，终于感到不虚此行。
“我们喜欢中国男人！”她们醉着说，“我们不为了钱。”
我拦下一辆黑车，看她们坐进去。司机等着我也上来。我对他挥了下手说：“你们先走。”
3
离开乔尔蓬阿塔，我去天山深处徒步了几日。等我一身疲惫地回到人间，我打听到伊塞克湖南岸有一家苏联时代的疗养院。疗养院没有正式名字，当地人笼统称之为“军事疗养院”。第一位进入太空的宇航员尤里·加加林（YuriGagarin），从太空返回地球后，在那里疗养过数月。我决定去那里休息几天，缓解疲劳。
小巴把我扔在塔姆加（Tamga）的镇中心。白晃晃的日光下，这里宛如马尔克斯笔下的星期二午后的小镇：无精打采的商店、破败的苏联筒子楼。我沿着一条破碎的柏油路，走到小镇的边缘地带——疗养院就在这里。
初看上去，疗养院像个家属大院，没有任何标识。蓝色的铁门旁有一间传达室，窗台上养着几盆鲜花。我小心翼翼地敲了敲窗户，一个正在看报的大妈抬起头，又低下一去点，从老花镜上方看了看我。她摇晃着身子从传达室里走出来。我问她这里是不是军事疗养院。她说没错。于是我拖着行李往里走。
道路两侧种着高高的杨树，松柏掩映的小花园里，有一尊苏联军官的雕像。走在林荫道上，很像走在大学校园里，只是没有校园那么热闹。我走了一段，依然没看到办理入住的地方。
一辆丰田帕杰罗开过来，司机摇下玻璃问我是否需要帮助。从车牌看，他是从哈萨克斯坦开过来的，车上还坐着一个金发的俄罗斯姑娘。他告诉我，往前走，再向左转，就是办理入住的地方。我向他表示感谢。
那栋房子看起来像是年代的大学宿舍楼，没有前台，只有宿管楼长的办公室。楼长是一个穿着白大褂的吉尔吉斯大妈，戴着头巾，鹰钩鼻，看上去倒是颇为和善。她打开一个大本子，让我登记，然后又把我的名字写在一块黑板上。我在这里住两晚，房费每晚块，还包含三餐——苏联时代的价格。
登记完毕，楼长带我爬到四楼，穿过一道长长的走廊。走廊中间铺着狭长的地毯，但空荡荡的，又没有开灯，好像整层只有我一人居住。房间相当斯巴达风格，只有两张单人床和一张写字台。椅子倒扣在写字台的桌面上，亦如暑假里的教室。墙上铺着绘有百合花的淡绿色壁纸，窗户足有一面墙那么宽。透过窗玻璃，可以看到风中抖动的杨树叶和远方的伊塞克湖。
我问楼长洗手间在哪里。她指着走廊告诉我，厕所在这层走廊的尽头，而淋浴房在下一层——这更让我想到了大学宿舍。楼长走后，我推开窗户，让湖上的凉风吹进来。一只松鼠从窗台上跑过去，跳到对面的杨树上。蓝色的伊塞克湖像一片静静的大海。我开灯试了试，不出所料，灯泡是坏的。收拾停当后，我就下楼去找楼长报修。楼长拿起办公桌上的电话——那是一台古老的拨盘电话——拨了个号码，然后告诉我电工师傅一会儿就来。
“坐！坐！”她指着墙边的老式沙发说。
我在沙发上坐下来，可是等了半小时也没有师傅出现。抬头一看，连楼长也已经不知去向。我找了一圈，没看到人影。于是，我走出公寓楼，四处转悠。
我发现，这样的公寓楼附近有好几座，风格略有不同，但都是四层楼高。有的阳台上晾着衣服，显然是自己手洗的——这地方想必没有客房服务。道路的尽头有一座半荒废状态的体育馆，周围乱生着杂草。体育馆当年应该是一个气派的建筑，依旧保留着苏联风格的巨型浮雕，以半抽象的形式，描绘了为国争光的体育健儿。从建筑的大小来看，里面应该包含了游泳馆、羽毛球馆和篮球馆，只是如今却任其荒废在那里。就像曾经风光无限的商界精英，不幸老后破产，晚景凄凉。
我正在暗自感叹，突然听到远处有人喊我：“尿！尿！（你好！你好！）”
原来是楼长和电工师傅出来找我了。我看到他们站在公寓楼右侧的十字路口，正向我挥手致意。我快步走过去，电工师傅兴奋地和我握了握手。他穿着灰色工装背带裤，带一顶卡其色鸭舌帽，留着两撇小胡子，简直就是从勃列日涅夫时代的苏联电影中走出来的。
上楼时，我和电工师傅简单地聊了两句。他对我格外热情，表示还没见过中国人来这里。进门后，他拧下旧灯泡，换上新灯泡，然后“啪”地一声按下开关——灯泡亮了。我们又亲切地握了一番手，电工师傅这才哼着小曲，下楼去了。
我原以为这里没什么人气，没想到人们只是去伊塞克湖游泳了（每天有定时往返的班车）。现在，穿着泳衣，扛着泳圈的人们，开始陆续回到公寓。一群十来岁的男孩挤在大厅里看电视，吃雪糕；一个穿着黑色连体泳衣的俄国大妈，海豹一样地站到体重秤上；二层全是叶卡捷琳堡柔道学校的小学生，而教练是一个满脸胡茬的高加索男人，他不时大声呵斥着那些在走廊上打闹的孩子。
看电视的楼长
看比赛的俄罗斯男孩
疗养的孩子
柔道学校的孩子
在一楼大厅里，我遇见了疗养院的院长。他是吉尔吉斯人，40来岁，光头，穿着牛仔裤和棉布夹克衫。我在登记入住时见过他。他走过来，问我住得可好。我说，相当不错。
“听说尤里·加加林在这里住过？”我问。
“是的，很多苏联宇航员、作家都在这里疗养过。”院长开始自豪地掰着手指头，说出那些苏联时代大名鼎鼎的名字，就像在一片无人问津的海滩上，捡起那些漂亮的贝壳。
院长告诉我，苏联时代疗养院遍布各地——从远东到黑海，从中亚到高加索。大体来说，疗养院的宗旨是让人们在一个气候温暖的地方，过一段舒适的日子。舒适性是建立在规律性上的。比如，进入疗养院后，吃饭、运动、治疗（“我们有很多特色项目，比如按摩、电击等”）都有固定的时间。一旦住进这里，你就必须按照这个时间表作息。此外，疗养院的收费并不昂贵。在苏联时代（“包括今天”），这是普通工人阶级也能负担得起的享受。
“人们习惯每年夏天来疗养院住上一段时间，这是我们的传统。”院长说。
“我在谷歌地图上没有看到这家疗养院，人们是怎么找到这里的？”
“这是一家历史悠久的疗养院了，人人都知道。”院长回答，“我们还有一个小博物馆，我带你去看看！”
我们避开游泳归来的人流，沿着林荫路，穿过一个小公园，来到一座小礼堂前。礼堂的一层是剧场，二层是一个空旷的大厅，镶有社会主义风格的壁画。院长说，苏联时代，这里是举办舞会的地方。
博物馆就位于舞厅隔壁，上着锁。院长打电话叫人开了门。橱窗里尘封着疗养院的历史：它建于“二战”结束后不久，修建者是日本关东军的战俘。在荒僻的伊塞克湖畔，战俘们清理出土地，一砖一瓦地建起这座疗养院。我想起塔什干的纳沃伊芭蕾歌剧院也是日本战俘修建的。在那里，我还看过一场柴可夫斯基的《胡桃夹子》。
橱窗里有日本战俘的黑白照片，也有苏联解体后他们再次回到这里的彩色留影。两组照片之间相隔将近半个世纪，仿佛时光一闪而过，省略了过程。年轻的战俘变成了耄耋老人，而当年俘虏他们的帝国也已经化为碎片。橱窗里还有一本日文书——《日本战俘的足迹》。作者探访了那些日本战俘所修的建筑：它们遍布在苏联帝国的各个角落。
在疗养院，每顿饭的就餐时间是固定的，且只有一个小时。从礼堂出来，人们正纷纷走向餐厅。餐厅里坐满等待开饭的人，四人一桌，落单的会被安排与其他人拼桌。枝形吊灯洒下黄色光晕，透过白色的薄纱窗帘，可以看到外面摇曳的树影。我感到一种苏联时代的梦幻。
这里与其说是餐厅，毋宁说更接近于食堂。既不是自助餐，也不能单点，更没有酒水。所有人的餐食都是一样的，就像那些服务员脸上的表情，具有社会主义的统一与公平。
我与一对阿拉木图来的情侣一桌。男孩很瘦，有长长的睫毛，脸上稚气未脱。女孩微胖，正处在留长发的尴尬阶段。她告诉我，父母年轻时经常来这里，如今轮到了他们。
晚餐只有土豆酸黄瓜汤、加了芝士的意面和两块小圆面包。哈萨克情侣吃了两口就不动了，大概觉得味道不好。我倒是都吃完了，最后只剩下小圆面包。我猜那可能是甜点。
我拿起一个小圆面包，掰开。
“没馅儿，”哈萨克女孩说，脸上带着一丝凄楚的微笑。
我点点头，但还是把面包塞进嘴里。“这里晚上一般做什么？”
“在房间里喝伏特加，”女孩说，“这是俄国人的传统。”
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喝啤酒，看契诃夫的《第六病室》。夜色中的伊塞克湖像一块深蓝色的布。
疗养院的大厅
疗养院的走廊
疗养院的房间
疗养院的食堂
4
我被一只蜜蜂吵醒时，天已经大亮。蜜蜂是被墙纸上的百合花吸引来的，正一个劲儿往墙上撞。餐厅里，那些昨夜痛饮伏特加的男人没有出现。来吃早餐的多为上了年纪的女人。她们互相攀谈着，很多就是在这里刚刚相识。哈萨克情侣没来，也许他们昨晚喝多了。
早餐后，一个亚洲脸的女人走上来，向我问好。她和丈夫、儿子一起来这里度假。她说她昨天就注意到了我，一直在猜测我从哪里来，现在终于忍不住上来求证。我很快发现，这种好奇心是职业性的。她告诉我，她叫阿谢丽，职业是塔罗牌算命师。
她的脸盘很大，带着近视眼镜，穿着淡绿色的裙子，梳着长长的辫子，脸上有种塔罗牌算命师的古灵精怪。
“我正在学习风水，非常有趣。”她说。
“风水在这里很流行吗？”
“吉尔吉斯人相信风水。”
我们交谈时，阿谢丽的丈夫始终赞许地望着妻子。他叫安德烈，是一个光头壮汉，穿着绿格子衬衫。阿谢丽说，安德烈是莫斯科人，但他们住在比什凯克。
出乎我意料的是，他们的儿子完全没有混血特征，而是百分之百的亚洲脸。和阿谢丽一样，他的视力不佳，总是眯着眼睛，睨视一切。他穿着一件印有日文的T恤。
“我们的儿子正在学习日语，”阿谢丽告诉我。安德烈赞许地望向儿子。
我仔细看了看那件T恤，上面写着“人间失格”，意为“失去做人的资格”。
居然有这样的T恤，我心想。
一个醉醺醺的吉尔吉斯人走过来，热情洋溢地和安德烈寒暄起来。当他听说我是中国人后，马上说他儿子上周刚从北京培训回来，“充满了美好印象”。他不停地与我和安德烈握手，因为酒醉而吐字不清。等他走了，安德烈告诉我，这人是他们在街上雇的司机，明天送他们回比什凯克。
“我们不知道他是酒鬼。”阿谢丽沉着脸说。
“这个鸡巴。”安德烈附和地摇头。
阿谢丽问我：“你打算什么时候离开？”
“也是明天。”
“我们可以一走，分摊车费。”
“没问题。”
阿谢丽笑了。一个女巫般的笑容。
晚上，我去礼堂看了一场演出。阿谢丽一家也在，但我没有惊动他们。演出开始后，先是四个穿着长裙的俄国大妈合唱。接着，幕布抖动着合上。再打开时，布景变成了街心公园。一群苏联打扮的青年男女坐在树下，有的看书，有的喝酒，有的抱着吉他。他们素不相识，但看起来都是单身——这是他们来公园的原因。抱吉他的青年坐到看书姑娘对面，拨弄琴弦，唱起歌来。看书姑娘显得很生气，用歌声回敬对方。接着，围观群众纷纷加入唱歌的行列，连醉汉也手舞足蹈。礼堂里，很多观众小声跟唱着，仿佛时光斗转，一如当年——这些歌曲都是苏联时代的老歌。
我走出礼堂时，夜色中的疗养院像被石灰洗过一样白花花的。公寓楼前的松树下，竟然真有一群男女在喝酒弹琴，唱着老歌，仿佛就是演出的翻版。我感到，这家疗养院的一切都定格在了苏联时代，在平行世界中兀自运行不止。
第二天午后，我和塔罗牌夫妇一起返回比什凯克。司机是清醒的，但安德烈买了啤酒。夫妇两人在车里你一口我一口地喝着，而“人间失格”的儿子愤世嫉俗地望着窗外。
路上，阿谢丽说，她开了一家店铺，卖一些“具有宇宙生命能量”的首饰。她极力要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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