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11月18日—19日，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和日本关西大学开放式亚洲文化研究中心联合举办的“近代以来的西餐、洋饭书与大餐馆”工作坊在线上召开。来自复旦大学、东京大学、关西大学、南开大学等科研院所的二十余位中外学者参会，更吸引了数百名听众线上旁听。工作坊共分为五场报告，学者们以近代以来的西餐饮食为中心，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与交流。工作坊以内田庆市教授（关西大学）的主旨发言《近代东亚的西餐传播和受容》作为开场。内田教授首先介绍了从艾儒略到利玛窦、麦都斯等西洋传教士的书籍以及国人对外国风俗的记载之中出现的西餐，这些记述主要出现在一些见闻、科普类书籍之中。此外，内田教授也总结了一些当时西餐译词的对照表格。由于西洋的文化往往从海上传入，内田教授紧接着介绍了清末民初在上海出现的一系列西餐厅的状况以及当时的西餐文化，利用小说、杂记、广告等一系列文献资料呈现了当时西餐最为繁盛的四马路（福州路）以及当时著名的西餐馆一品香的情况。最后内田教授介绍了《造洋饭书》，此书是传教士高第丕（TarletonPerryCrawford）的夫人MarthaFosterCrawford所作，是一本西餐菜谱，内田教授大致介绍了其版本和内容。除《造洋饭书》之外，内田教授还介绍了紧接着《造洋饭书》之后出现的《西法食谱》、《新增华英食谱》等其他西餐食谱，比较了它们之间的异同。最后，他还分享了西餐料理书在日韩的传播情况。内田教授的综述式报告基本涵盖了之后工作坊报告的大部分内容，是一个提纲挈领式的开场。
内田庆市教授第一场报告有三名报告人，由内田庆市教授主持，戴建兵教授（河北师范大学）做点评。第一位报告人是上海图书馆的黄薇研究员。她的报告以《上海图书馆藏汉语西餐食谱概况》为题。她主要将馆藏西餐食谱分为数类，并各自挑选几例代表文献加以专门介绍。首先是十九世纪中后期以来的专门西餐食谱，包括之前内田教授有提到过的《造洋饭书》、《西法食谱》等，其中还发现了一本将一些中餐菜品一并写入的英文食谱（AmericanRedCrossBookofRecipesfortheUseofChineseFoodStuffs）。第二类则是档案中的西餐食单，包括了例如盛宣怀档案中水师营务处的宴会留底记录、西餐请柬、溥仪生日的餐牌等。第三类则是一些食品相关工厂的广告性质的书籍中的西餐食谱。第四类是报刊上的一些西餐相关的广告和栏目。第五类则是传教杂志上的西餐教学内容。最后一类则介绍了有关西餐的历史照片。
第二位报告人则是香港中文大学的研究生黄心禺，她的题目是《吃大菜：近代上海的西餐时尚，s-s》，主要讨论了清末明初之后上海西餐文化的变迁。她总结了两次西餐的流行，第一次流行出现在-年代，作为一种高档文化的西餐进入中国时需要面对原本中国就具有的苏式宴的高端饮食文化，但通过将西餐餐饮与西式游乐聚于一体的上海一品香饭店的推广之下，西餐（大菜）——与坐马车、看大戏等四马路的旅游套装整合在一起——在晚清上海的文化精英阶层流行了开来。不过当时的西餐并非最高的更非唯一的时尚。而第二次流行则出现于-年代。此时的新气象是电车的普及以及平民娱乐的兴起，报告人选取了当时的几个平民游乐场的文献来说明当时面对平民的西餐。当时的西餐馆也由此出现了针对社会上层的宴请餐馆和面向平民游客的平价西餐馆。但同时当时也出现了一种把大菜馆与吸鸦片相提并论的污名化现象，后又与自由恋爱的文化联系在了一起。
第三场报告由东京大学的陈捷教授主讲，题目为《（清国家庭及学堂用）家政学中的西餐饮食及西餐礼仪》，主要介绍了《（清国家庭及学堂用）家政学》这本由担任过京师大学堂教习的服部宇之吉之妻服部繁子所著的教材书。服部繁子创办了北京最早的女子学校豫教女学堂，其学员主要都是社会上层的女性，而《家政学》的预期对象也是这一类上层妇女。此书试图通过提高中国妇女的教育水平以助于国家富强和妇女权力的声张。书中介绍了一系列关于西餐的基础知识，其主要不在于具体制作的菜谱，而在于介绍西餐之种类、鉴别、营养、食用建议和礼仪等日常知识，其中也包含了众多酒水、点心乃至冰淇淋的介绍。此外，书中也专设一章介绍了宴请、赴宴、就餐等时候与外国人交往的适当礼节。这是一本从日本人的立场体现出当时中西文化交融的书籍。
在点评环节，戴建兵教授补充了有关河北师范大学的家政学与服部繁子及其好友秋瑾关系的内容。
工作坊第二场由复旦大学历史学系高晞教授主持，陈捷教授做点评。
戴建兵（河北师范大学教授）以正太铁路与正太饭店提供的西餐为切入口，利用民国时期的公牍、报刊等材料，讨论了正太铁路的建设与西餐的引入、火车上的餐车饭以及时人对于正太饭店西餐的印象等主题，并将其置于石家庄从村庄向城市转换的历史进程之中进行理解。该报告为以往集中讨论北京、上海、哈尔滨等大城市西餐文化的研究拓宽了视野，对于理解石家庄在近代化过程中所呈现的区域特色与复杂面向也颇有意义。陈捷教授询问了民国时期石家庄地区外国人居住情况，戴教授答称总体比例不低。随着铁路的建成，天主教教士和洋商随之而来。在抗战期间，不算驻军，日本人和韩国人占当地总人口百分之六。
郭利霞（南开大学汉语言文化学院教授）的报告题为《晚清民初“香槟”类词语的定型过程》，基于对数据库、汉语教材、明清小说和辞典的检索和分析，除去其中因为“Champion”的音近而造成的名同实异现象，将与“香槟”的相关译名主要分为“三边”和“香槟”两类，并对这些词汇在传播过程中的混用与竞争关系进行了梳理。报告中还提到了方言在音译过程中的重要影响，将“三边”到“香槟”的转换与“Champagne”一词从粤语区到吴语区的流转过程对应起来。对于此，陈捷教授指出日本似乎也有“三边”的译法，关于中日之间的译介是否存在相互影响的问题，郭教授补充称有必要参考陈立卫对此的论述。
黄家轩（日本早稻田大学大学院亚洲太平洋研究科研究生）以《食蛙的复兴：本土食俗转折中的西洋因素》为题，探讨的是晚清及民国前期被严厉批判和制裁的食蛙习俗，如何在年代再次得到了主流社会的认可。这一观念转折的背后，外国食蛙习俗和养殖技术的传入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食蛙逐渐成为无辜的消费行为，由此构成的支持食蛙的话语体系迅速取代了反对食蛙的传统观念，食蛙重新变为一种社会风尚。但这种“西风东渐”不是直接作用于本土食俗本身（西洋的烹蛙方式并未得到国人接受），而是通过间接影响社会心态而实现了话语体系的转型。高晞教授问及“食蛙”风俗和观念的变化是否完全是西洋的影响——比如生产商的市场推广是否推动了观念的变化、国民政府政策失败的背后是否有更复杂的社会问题。对此，报告者强调，尽管当时上海有些厂商有宣传上的尝试，但力度并不大；政策的被迫转变当然也存在实际控制力低下等因素，但结合当时的历史语境，西洋技术和习俗的影响是更为主要的。
高晞教授工作坊第三场由复旦大学历史学系邹振环教授主持，上海图书馆历史文献中心黄薇做点评，内田庆市教授做补充。洪淑倩（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研究生）的主题是“中国近代咖啡文化与女性身份的建构”，首先介绍了“咖啡”作为音译词的变化和定型过程，从中一窥中国社会对其的接受程度；然后讨论了国民政府号召“新生活”之际，“咖啡”如何成为新风尚、积极建构妇女作为核心的近代家庭关系。报告还从女性主义视角出发，注意到了民国报刊杂志论及“咖啡馆”与“咖啡女郎”时存在“性的双重标准（sexualdoublestandard）”，讨论了近代咖啡文化中的性别差异以及女性独有的境遇。黄薇老师指出今年年初出版的《上海咖啡地图》对于进一步研究近代咖啡文化或有裨益，并强调引领咖啡风尚的传教士群体内部也存在多样性。邹振环教授谈到“咖啡”一词也有源自澳门的葡文系统的谱系，最早“加非”的译法也是来自葡文。内田庆世教授也补充说，葡汉词典里，确有“戛菲”的译法。此外，邹教授指出文中使用了徐珂的《清稗类钞（饮食类）》，其中的内容其实多是从当时期刊中截取的，最好进行溯源，做史源学批判。
王毅捷（苏州大学文学院本科生）的报告题为《近代上海的咖啡摊：殖民倒影下的现代想象》，以-年上海咖啡摊为考察对象，其价格的低廉和阶层开放性如何实现了“现代”生活方式的在地化与民间化，塑造出一个全新的消费文化场域。报告还利用近代上海报纸上的广告信息，探讨了“美货崇拜”的殖民影响，以及“报刊”作为构建现代生活想象的媒介意义，并通过殖民主义的理论，揭示出咖啡摊之“落后性”评价背后潜藏的“双重凝视（double-gaze）”困境。黄薇老师认为，文中用到很多小报资料，这是值得肯定的，但也可能会因小报自身的猎奇性而存在视角的局限。此外，“咖啡摊”这一切入口有新意，但在意义界定上与“咖啡馆”概念可能会有重合。邹振环教授也举“一品香”饭店的例子说明，同时提供“茶”与“咖啡”的餐饮场所并不仅仅是“咖啡摊”。
吴玉瑞（暨南大学研究生）介绍了早期南洋华文报刊的重要研究价值，以《叻报》为主要考察对象，参阅《星报》、《日新报》等报刊，对其中出现的西洋饮品类外来词进行了细致的梳理和分析，并将这些外来词与《近现代汉语辞源》收录词条进行对比，发现部分具有海外华语特色的外来词翻译形式，可作为最早书证以补缺。从传播状况来看，早期华文报刊中大篇幅的洋酒广告占据了醒目位置，对研究南洋地区社会生活史有重要意义。黄薇老师希望了解南洋地区与大陆在译介方面的联动，邹振环教授补充，当时南洋出版有很多华文教科书，在抗战期间影响很大，也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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