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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疫情,让在泰国的中国人,变得更中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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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时代,生活在海外的中国人,就像是一棵移植在荒漠中的球茎,当来自祖国的养分充盈,它便生长;当水源衰竭,它便枯萎。

曾几何时,我们一直这样以为。

但是,当干旱袭来,水渠干涸,这株植被所发生的异变,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简单。

生存本能驱使它改变,它左冲右突,辗转腾挪,为了汲取养分而将根系深深地插入地底,变成另一种更为坚韧而低调的植被,等待着时机,卷土重来。

陌生,而又仿佛似曾相识。

说不清是基因突变,还是返祖归真。

大旱之年,最常见的形态,是蛰伏。

疫情之后,中国客户通往泰国之路阻绝,人没了,钱也就少了。

那些在泰经营的“中国掌柜”们,也跟随消失的客户一道,逐渐从物理上消失在了泰国的地平线上——不是没了,而是回了。

剩下的中国人,就只能猫着,撑着,以及……换一种方式撑着。

在老唐人街,《新中原》老报馆的后头,有一家餐馆,名字十分俗气地用“香港”来命名。

不是说香港有什么问题,主要是在曼谷,以“香港”为名的粤菜馆实在太泛滥了。

菜,就是最常见的广式茶点,海鲜,以及北京烤鸭(泰国粤菜馆的标配)。你要说味道有多么了不得,自然也不至于,但是也挑不出什么毛病。

华人老板W,自己做海鲜生意,在疫情之前的主业,是给曼谷各种贵得吓死人海鲜酒楼送鱼虾,开饭馆不过是搂草打兔子,随便消耗一下尾货。

疫情来袭,那些贵得吓死人,主要以中国老板及“高端游客”为生的大酒楼,一个接一个地关门了。

于是“副业”成了主业,粤菜馆反倒成为了少数能够维持的生意。

疫情时代,饭馆也不是什么稳妥生意,今天“禁堂食”,明日“禁卖酒”,能开张就算不错,赚钱不赚钱的随缘就好。

客人,只剩下了先前的四分之一,于是员工也裁掉了一大半,剩下的房租加人工大约每月30万铢,与营业额基本抵消。

寻常巷陌之间,灯火阑珊之处,装修得像酒吧一般的菜馆,像曼谷城中无数个粤菜馆一样平凡而寥倒。

时常有三两华人、大陆人入座,轻声点菜,低语清谈,少了茶楼的喧嚣,更多了一分寂寞

像这样的中餐厅,代表着泰国中餐馆,乃至中国人生存的现状和缩影。

他们生存的方式很简单——顶,寄希望于像一棵冬眠的植物一般硬生生熬过这段日子。

但是,我并不是要讲述一个悲惨的故事,一个被重复过很多遍的,关于失败与压抑的叙事。

我要讲的,是生机。

比“坚持”要更可贵的求存,是“转型”。

比如,各种食品外送业务。

不光是那满大街的外卖骑手(那已经是泰国曼谷基本市容市貌的一部分),而是更奇特的东西,是当地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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